李大钊死亡的传闻，究竟是谁想致其于死地
寄语：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一座占地2200平方米的庭院里，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今天分享的是“李大钊死亡的传闻”，我们要永远铭记伟人！
传闻一：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入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拥宣统复辟的张勋，都到那里避过难，中国当局奈何不得。
然而，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
为何敢去大使馆抓捕李大钊？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联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从1924年起，苏联军事援助不断支持冯玉祥，还派去了军事顾问团。李大钊就是冯玉祥和苏联的最重要联系人。除此之外，李大钊还推动冯玉祥与张作霖手下重要将领郭松龄达成密约，促使郭松龄于 1925年11月23日公开起兵造反讨伐张作霖，并一度占领锦州。虽然郭松龄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此事给张作霖造成了沉重打击。
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警惕。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同年12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在反赤化的氛围中，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被列为安国军的重要抓捕对象。
为躲避搜捕，李大钊躲进了苏联使馆，同时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一起搬进了苏联使馆。
张作霖欲搜查苏联大使，但各国公使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显系违反《辛丑条约》。4月4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双方达成一致——因为苏联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
李大钊是有机会脱身的。就在4月4日各国公使召开会议的当天，早在1922年就与李大钊相识的杨度，到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
李大钊没走，是因为相信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李大钊说“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一封密电让张作霖决定迅速处死李大钊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4月6日，李大钊被捕当天，傍晚6时，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召开会议，讨论营救方法，并准备派代表向当局陈述意见。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访张学良，提出“李大钊系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并要求释放其妻子女儿。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召集会议，决定发表书面声明，“希望奉系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
而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交军法处分，因为“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另一派认为，应当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审理，因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破获共产党机关后，“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即便是君主国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审理。 英美等国组成法权调查委员会，对中国的司法状况展开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军人对司法的干涉太多。
此时的张作霖面临巨大压力，举棋不定。 不料，后来形势突变，4月28日上午10点，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立即执行。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决心，处死李大钊等20人？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军法会审各委员……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党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
同日出版的《晨报》也发表文章《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称：“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文章提到一个细节：“前晚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这个“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
1927年4月30日的《民国日报》报道了此事，称：“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报道在此处特别加了个“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
4月28日开庭当天中午，警厅调集刑车五辆，将李大钊等装入车内，下午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面的地方厅看守所刑场。
1919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禁止用砍头法执行死刑，国民政府遂从英国进口一架绞刑机，开始改用西式绞刑代替砍头。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机，是否是1919年从英国进口那架，已无从查考。从当时的报道看，坐落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刑场摆设有两架绞刑机，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用时较长[renwugushi.com]。
传闻二：
核心提示：1927年4月6日，对李大钊恨之入骨的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默许和支持后，悍然出动300多名军警特务，包围了苏联使馆内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人。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人即被执行绞刑。
2007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就义90周年。事实上，李大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也使得帝国主义和军阀对之“恨之入骨”。
【策反冯玉祥、郭松龄】
1916年，袁世凯死后，其嫡系军队分裂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奉系张作霖此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势力范围已扩充到东三省，号称“东北王”。他以荡平中国就任大总统为目标，举起“反赤”大旗，与直系组成联军，向共产党、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军、广东国民革命北伐军举起了砍刀。而李大钊长期在北方主持国共两党的工作，是“赤党巨魁”，尤其是李大钊军事上的卓越才能，更使张作霖如坐针毡。
冯玉祥本是直系将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败直胜，冯玉祥驻扎河南。直系军阀吴佩孚因害怕冯玉祥占据河南而形成自己的障碍，寻机将其调任为一个只有空头衔的陆军检阅使（驻北京南苑），又克扣其军饷，使冯陷入困境。正此时，李大钊深入冯部驻地，争取冯倾向革命。冯玉祥由此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并与胡景翼、孙岳相约俟机发动政变。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终于倒戈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冯玉祥自感力量不足，一方面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另一方面为阻挡可能北上的直系势力，邀皖系段祺瑞出来暂时维持政局。而此时，张作霖乘机率十万大军入关，北京政权遂落入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手，从而使北方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段、张掌权后，便联合排挤冯玉祥，使其不得不提出辞职，段、张便借机委派冯玉祥到西北苦寒之地任西北边防督办。冯知是阴谋，拒不受命。
李大钊抓住时机，进一步争取冯玉祥。1925年1月间，他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与冯玉祥进行多次交谈，指出西北地区虽远离海口，但段、张势力也鞭长莫及，大有经营余地，同时背靠苏联，可争取援助，说服冯玉祥接受任职。是年2月，冯玉祥赶赴张家口，开始屯垦戍边，保存并发展了实力。3月21日，在李大钊积极协助下，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在做团结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倾向革命的同时，李大钊还组织北方党开展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的分化瓦解工作，派遣共产党人任国桢和国民党员钱公来、朱霁青等到奉天，策动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倒戈。
不久，当奉军被孙传芳、吴佩孚联合进攻而从上海及津浦线不断溃退之际，郭松龄宣布脱离张作霖，改部队为东北革命军，加入拥护革命的军事阵营。后因张作霖和日本相勾结，郭松龄最终兵败被害，但其部将魏益三继承了他的遗志，率部参加了冯玉祥国民军。
【制定战略分化瓦解张作霖】
从1925年11月至1927年4月，李大钊发表关于军事思想的文章《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等22篇。随着战局的推进，他还不断地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资料，制定战略部署，分化瓦解打击张作霖。
1926年3月，在李大钊安排下，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军事，思想极大改观。不久，北方战场发生急剧变化，南口大战失败，国民军仓促西撤，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奉、直联军大打“讨赤”大旗，南讨广东国民革命军，北讨冯玉祥国民军。李大钊遂决定请冯玉祥立即回国，参加北伐。在莫斯科，于右任向冯转达了李大钊为其制定的作战方针——“言援陕事，当与国民革命军一致”。9月16日，冯玉祥到达五原。次日，他召集五原的将领决定成立国民联军，亲任联军总司令，同时举行了誓师大会，揭起了打倒北洋軍阀、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旗帜，并在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组织指导下，在全军范围内建立健全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军走上了开辟北方战场、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走上北伐战争新的道路。
五原誓师后，关于国民联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在冯玉祥未回国之前，李大钊即阐明冯玉祥出兵陕西的战略：“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李大钊又请方仲如亲自到冯军中，致函冯玉祥，“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8个字”。确定出师路线后，冯玉祥兵分多路赶赴西安。11月27日，冯玉祥彻底击垮刘镇华镇嵩军，解杨虎城、李虎臣长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打碎了张作霖消灭国民军、荡平北方的政治梦想。
【建议阎锡山“保晋拒奉”】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5日，李大钊即写信给中央，指出当前需注意问题，提出：“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地）不与奉合作”的主张。翌年1月，他又以北方区委名义向中央报告《奉系最近军事计划》：“奉方对南之真意，可概括言之如左：姑以他人之兵力抵御党军、国民军，他们能抵御得住，固佳，如不能，则奉方出其生力军以与转战数省疲敝无力之党军、国民军战，如此，确信可取事半功倍之效。”
李大钊洞穿张作霖此战略部署乃在要坐收渔翁之利。针对这一计划，同时又针对联军之间既联合又矛盾的现状，李大钊提出了多项策略并加以实施予以分解。如，加强国民革命军与靳云鹗联系，打破奉系许靳以河南的诱惑，靳云鹗最终与入豫奉系开战；进一步加强与晋地阎锡山的联系，打破奉系对阎锡山的拉拢，使之与国民军合作，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保晋拒奉”，从而打破了奉系不费枪弹坐待江山的美梦。
1927年4月6日，对李大钊恨之入骨的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默许和支持后，悍然出动300多名军警特务，包围了苏联使馆内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人。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人即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