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创作特点分析
导语：杨绛是我国这名的作家，翻译家，她更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精通各国语音翻译了很多比较出名的著作，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下面老资料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杨绛的创作特点，希望大家喜欢。
杨绛作品集杨绛文学作品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一、理性意识
在杨绛的戏剧中，她善于赋予年轻女性一种理性意识。由这种理性意识主导自己的情感世界，以及生活，使她们不至于在爱情面前冲昏了头，而是根据自己冷静、理性、客观的思想进行自我判断、自我抉择。
以《称心如意》的主人公李君玉为例。
在爱情的抉择问题上，君玉拒绝了一直对她献殷勤的表哥赵景荪，从始至终坚持她的爱情——陈彬如。面对赵景荪，君玉始终都保持着非常理性的自我判断，她很清楚地意识到，赵景荪对她的并不是爱，只是一种新鲜感和想要占有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赵景荪这样的男性还有很多，杨绛通过君玉这个人物，揭露出他的真面目，并以此警示读者，在爱情面前，应保持理性的思考，不要轻易沉迷。赵景荪的“真爱论”，看此诚意十足，但作者借君玉之口，却轻易反驳“怎么知道是真的呢！再过几年，又碰到一个人，又会发现当时以为真的，其实还不是真的。”杨绛凭借自己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生动地刻画出都市大家庭中男性的丑陋嘴脸以及心理，以此告诫女性，关照女性的情感世界。
在作品中，君玉有一个潜在的对比者，就是她的母亲。杨绛通过赵祖萌夫妇之口，用几句话勾勒出了君玉父母的身份背景，一个世家小姐和一个穷画家。在舅舅、舅妈们眼中君玉的母亲是因为“交错了朋友”，因而“出嫁不到两年，就活活地折磨死了”。然而从君玉的年纪去推算，君玉的母亲正是一个勇敢从大家庭中“出走”的五四女青年。她向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选择“出走”，至死都没有回家，可以想象她反叛姿态的决绝。这里杨绛将君玉母亲与君玉作了一个对比描写。同样作为时代的新女性，同样选择自由恋爱，二者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二者完全不同的命运。君玉的母亲选择“出走”来摆脱传统世家对于她婚姻与家庭的束缚，而君玉却是主动的回到了这个大家庭，无论受到他人的何种刁难，她都一一用自己的智慧去化解，努力在这个大家庭中生存下来。从这个对比之中，可以看出杨绛对于五四新女性这种选择“出走”来争取婚姻自由、女性独立的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就像鲁迅所说，这种贸然“出走”的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并不能够作为女性追求独立的出路。而杨绛通过李君玉的回归，表达了她对于女性追求独立的方式的一些看法。女性不需要离开家庭，相反女性可以在家庭中，通過自己的智慧去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回归家庭，这才是女性在追求独立上的理性选择。
另一部戏剧《弄真成假》中的主人公张燕华则是女性中思想不够理性的代表。她并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而是被金钱、地位冲昏了头。周大璋所夸耀的种种，使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加美好的设想，所以面对周大璋，她失去了理性，她认定周大璋可以改变她的人生，却没有好好了解过周大璋所描绘的“大饼”，是否存在。同时，她看到自己的表妹被大家细心呵护、追捧，又有着丰富的嫁妆，内心十分不忿，所以看到表妹倾心的对象，她也有着想要抢夺欲望。这两种欲望加在一起，使得张燕华毫无理性可言，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杨绛通过张燕华这个人物，将迷失在世俗金钱世界的都市女青年的心理状态描绘的淋漓尽致。身处于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使得杨绛看到了都市女性自身的弊端，就是在世俗金钱的洪流之中，女性极易失去理性，沉溺其中，成为金钱的傀儡。因而她在作品之中，将这一现状描绘出来，希望能够引起女性读者的自省意识。
从作品的结局也可以看出杨绛对待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理性态度。“出走”是出于女性对于自身独立的渴望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促使她们寻求改变，想要握住命运的主导权。尽管这当中，有人能够幸福，有人则不能，但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在作品的最后，张燕华还在想着“我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做到”，督促着周大璋的改造。她的不幸，也是因为她将这种命运的改变，寄托在了别人身上，想嫁个有钱人来改变命运，而不是努力工作，在她的潜意识里，女性没有完全独立，她还是丈夫、家庭的附庸，她依旧还存在于男权社会的枷锁中，无法自拔。
二、女性意识
杨绛作为知识女性，并没有奋力高喊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等口号，而是利用散文进行温婉的自省，进而确立了女性意识。在《回忆我的姑母》当中，杨绛反思和审视了反叛型女性意识，同时也确立了杨绛自我“女性意识”。在杨绛的笔下，姑母杨荫榆一生坎坷，但是她可以逃离封建家庭，追求人生自由，成为一名出色的知识女性。杨绛在描写的过程中，并没有回避姑母的缺点，这样就会显得人物更加鲜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使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真实的反叛型知识女性的形象。通过阅读杨绛系列散文，读者可以感受到在杨绛整个散文作品当中有关女性作者的潜意识。
三、儒家美学
杨绛的文学创作同时浸润着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她的写作风格流露着超凡脱俗、温柔敦厚、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在西方自由的人文精神关照下，杨绛的小说和散文都表现出了对人性、自然和艺术的发现，然而真正促成杨绛独特创作艺术特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杨绛的为人为文都贴合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杨绛文学创作的情感张力源自儒家性情的形成，这也正是她隐身哲学的本质所在。杨绛的小学和大学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浸润。
四、动荡温情
杨绛作品于“文革”动荡年代营造出来的温情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和“善”的终极价值体现，浸透了儒家性情的杨绛传承了中国人文传统中所特具的人文素质，其作品体现出崇高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和自由的精神，其散文创作建构出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立场。在《干校六记》“夫妻之别”部分，当“我”得知丈夫钱锺书就要“先遣”时，想到既不会洗补衣服，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年迈花甲的丈夫独自一人下放“干校”时，“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有十万个不放心”，传达出作者痛苦无奈不忍的心境，温馨和睦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令人感动。杨钱二人在“文革”期间此起彼伏的批斗中艰难地保住了性命，在席卷而来动荡的历史环境下，字里行间中没有悲情，而是流露出珍贵的幸福，时时处处洋溢者温情，流淌着暖流。在《“小趋”记情》一文中的主角“小趋”是一条“河南穷乡僻壤”的小黄狗，但“小趋”和杨绛夫妇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趋总和我一起等候默……在“文革”灭绝人性的生存环境下，在“文革”敏感多疑，草木皆兵的恐慌岁月里，狗的热情和玩耍的姿态让人感动，反映出作者处于逆境中仍不失热爱生命的真诚。
五、底层人物
杨绛的剧作《称心如意》塑造了一个失去父母投靠亲戚的孤女李君玉一形象[renwugushi.com]。《弄真成假》则刻画了父亲早逝的穷青年周大璋，及失去母亲寄人篱下的女店员张燕华这两个主角。不难看出，杨绛有意将这两部喜剧中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家庭“缺失”性人物形象，并从这不完满的戏剧形象中发掘和强调大环境压制下人物生存的现实困境和人性变异。杨绛似乎有意为笔下主人公作此设定，并习惯性透过笔下人物或身体、或精神或是家庭社会关系的“残缺”性或“非正常”状态来书写一种人生，讲述一段苦难，描绘一种命运。李君玉在几个家庭间颠沛流离，像踢皮球一样被几家亲戚推来搡去，过着伶仃无依、俯仰由人的日子。
显然，君玉流离转徙的直接原因在于父母的双亡，因为父母的早逝，毫无依靠，为生计所迫她不得已离开自己熟悉和舒适的生活圈，去到陌生又令人难以安心的另类都市世界生存，现实的挤压让李君玉正处于依靠他人的一种困境，正可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而穷困潦倒的银行小职员周大璋则寄住在舅舅家杂货铺里的小破阁楼上。卧房兼厨房，沿墙杂置：锅碗瓢盆，与陈设富丽的张祥甫家客厅形成鲜明的反差。他是“借钱坐了一趟出洋的大轮船，外国最便宜的地方混上一年半载？借的钱还不知几时能还，面粉酸，糙米尽，一家人温饱都难以解决。正如周大璋所言“人家有田地房产，咱们呢？头顶上没一片瓦，脚底下没一寸土。”换句话说，周大璋一家作为城市底层百姓正处于“无米之炊”的窘迫物质生存困境中。在这里杨绛为我们展现了底层人们日常化意义世界里的真实。也就是说，杨绛尤为关注城市底层百姓艰苦的生存状态，用悲悯的眼光去掘发市民阶层及底层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苦难困境。
六、沉郁淡泊
通读杨绛散文，浓烈直白的抒情、冷嘲热讽的锋芒、有理有据的辩论、声嘶力竭的宣泄并不多见，但细细品味会发现，锋芒、宜泄、温暖、激情随处可见，这就是淡泊之中蕴藏浓郁的和谐。杨绛散文自然平淡，与周作人散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悲愤之情暗含于“淡泊名利中”，这突出表现在反映文革生活的文章中。文革生活可以说是杨绛的黑暗史，期间其生活最困苦，精神打击最大。杨绛突然从优越的大小姐生活被迫分配到落后、艰苦的农村“劳改”，接受肉体上的折磨：从被人们仰慕的读书人，突然演变为“臭老九”，在“登台就有高帽子戴”的生活当中，受尽旁人白眼，精神上受到凌辱。因此，杨绛在身不由己的文革时期，无奈接受了那场浩劫。杨绛内心当然对其耿耿于怀，但其散文并没有表现出对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咬牙切齿，也没有宣泄其满腔的怒火，却淡化文革暴行。她不谈及文革中人性被摧残的恐惧，而仅以纯粹的文字，干干净净叙述着琐事、小事。简约沉寂的文字，粗略一看平淡无稽。但平淡中有沉郁，是现实压迫中内心压抑的外露。随手翻看其散文，叙述娓娓道来，沉郁的悲痛也蕴含其中：住房被占、工作颠来倒去无非是扫厕所、乐于助人的女婿死于非命、丈夫被迫下放、上台戴高帽等。杨绛以平淡、不动声色的叙述将这些侮辱、惨痛勾勒，在文字的沉静当中折射内心的悲愤与无奈，沉寂文字背后是波涛汹涌挣扎的内心。杨绛将沉郁以淡泊为伪装，用淡泊将内心的苦痛与激情中和，有机统一了文章主客观色彩，独特美学蒸蒸呈现。以反讽的姿态对现实做进退有度的解构，作者表面表现得越平静，其精神则越跌宕起伏。
七、含蓄深情
杨绛的文字凝练而含蓄，把自己的同情心与深情深藏于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中，既不会暴露出对丑恶的极度厌恶与愤怒之情，也不会让浓烈的情感如瀑布般宣泄出来。她用理智拿捏着自己对情感的表达，她的文字如水一般平缓而深沉，圆润而醇厚。杨绛极为擅长用短句子作为情感表达的收尾，冷峻而含蓄，让情绪仅仅点到为止，以淡然的语调将往事的痛苦与哀伤笔一带过，体现出文字的“中和”之美。杨绛含蓄节制的文字之下，蕴藏着对善良人们的同情，对挚爱的深情，寥寥数字概括心中的千言万语。《丙午丁未年纪事》是杨绛自居“陪斗者”的视角所记叙的“文革”小侧面，她用她温厚而充满同情的笔调再现了十年浩劫中的“小插曲”和“小点缀”，那是一个个能够温暖岁月，点亮黑暗的故事，也这正是杨绛所说的“乌云的金边”——“乌云遮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力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蕴含着光和热的金边”。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都是充满愤怒或是记叙残忍与暴戾的一面的，杨绛却独具慧眼的看到了那些“披着狼皮的羊”，讽刺与幽默的背后掩藏着她对善良人的感恩与深情。
八、乡土风情
杨绛在回忆从北京迁居到无锡的情景时使用了吴地方言，意在逼真地重现当时的生活情景。《大王庙》中每当“我”和姐姐穿短裙在街上走时都会被无锡妇女呼邻唤友地围观：“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回忆我的父亲》中一同事称赞其父亲“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小吹牛》中，售票员说：“伊肚皮痛啦？”司机：“勿要紧，送侬到门口。”此外，杨绛还善于使用方言来刻画特定的人物，抒发对亲情的眷恋。在《黑皮阿二》中，她以上海方言生动逼真地刻画出一个当地流氓地痞的嘴脸；杨绛幼年时主要负责看护妹妹杨必睡午觉，因而，在《记杨必》中，杨绛以“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二伯伯怎么凶！着得里一记！”等无锡方言，描绘出姐妹间的欢愉和妹妹模仿姐姐说话的声调、神情和口吻。
焦点透视
在戏剧结构艺术方面，杨绛承袭了西欧小说、戏剧中贯常使用的焦点透视法，并采用了西方“流浪汉”体小说单线行进的构造方式，有着较为明显的非戏剧化倾向。“流浪汉”小说是西欧十六世纪中叶的一种新派小说形式，它吸取了古希腊史诗的游历主题，摒弃了传统的骑士传奇或寓言叙写的固有模式，通常以某一特定人物为线索书写故事。杨绛20世纪40年代所作的戏剧正是“借主角的遭受，揭露社会上各个角落的龌龊，讽刺世人的卑鄙，写这个很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是似“流浪汉”式的行文模式。且对杨绛剧作的读解中，这些“流浪汉”式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即“闯入者”。他们或因生存、或因欲望、或由于理想主义的激昂，都逃离了原有的活动空间意欲强行闯入另一个空间生存，上演着一幕幕闯入者与既定秩序的矛盾冲突。杨绛通过塑造不同类型“流浪式”的闯入者形象来掘发现实社会种种矛盾和困境，展现更加广阔的叙述空间，表现对这个复杂社会的严肃思考。
九、写人艺术
杨绛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审美张力，并且通过特有的个性特征可以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杨绛的记人散文可以将人物独特的性格和个性展现出来，使读者获得审美享受。杨绛在写人的时候，尤其注重入物性格的独特性，可以再现人物的言语、动态、动作等。在《记钱锺书与围城》当中，杨绛将一个具有痴气的钱锺书再现出来。这样一个在人们心中的才子钱锺书，在杨绛笔下却充满了傻气和稚气；钱锺书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在小学时期会将青蛙带到教室，因为上课时候玩弹弓，被教师惩罚……在《回忆我的父亲》当中，杨绛通过描写父亲生活当中的往事，将其无私的个性特质展现出来。在杨绛的散文当中，例如钱锺书、杨萌杭等人物特有的个性，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杨绛散文在人物描写方面就好像细雨润物，可以让读者在舒缓的叙述当中感受到人间真实的情感。杨绛为人谦逊不张扬，始终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因此她写出的文章也具备含蓄慰藉的美感。
十、批评艺术
杨绛在批评作品中显现出的独特气质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呈现为：一、杨绛的批评作品首先是一篇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美文。批评文章一如她的散文一般洗练精审、亲切自然，犹如拜望鸿儒之后的兴会随感，闲话般娓娓道来。置身杨绛的批评美文之中，方可知晓文学批评不必为了批评而批评，亦可以是情感的抒发，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二、杨绛的文学批评从不脱离具体作品，也并不晦涩难懂，难得的是，她的批评研究具有分量，暗含让读者资以“反三”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