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张之洞到底是如何上位的呢？
张之洞天生是读书的料，学问文章很对科举的路子，道光三十年，不满十四岁便在南皮县试中头名秀才，第二年又在顺天府乡试中高中解元，也就是头名举人。
照这个趋势，如果张之洞来年就参加会试的话，他很可能早早地就金榜题名了。但他可能觉得十六岁就会试太缺乏历练，所以之后他帮老爹办了几年军务，应对贵州苗民起义。
等到历练的差不多了，老爹又死了，他只好为老爹治丧守制。23岁那年，终于可以参加会试了，结果又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同样原因，又没考成。
但张之洞命中注定该走科举仕途的路子，27岁那年参加会试，一举中得探花。
张之洞骨子里有清流做派，会试时便放言无忌，指陈时政，他那一番博出位的言辞在阅卷大臣中引起的争议很大。但就在这个时候，张之洞命中最大的贵人出现了，慈禧力排众议，将他点成了探花。
这意味着从踏入仕途的那一天起，他就是太后门生，只要不像一般清流那样一根筋，迟早会受到重用。
由探花进入宦海，充当翰林，张之洞乃是有心人，用清流言辞抨击时政，只是他累积声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火候掌握的很是老道，不久他就声誉鹊起，成了与张佩纶并列的清流先锋，人称”青牛角“。
张之洞在京城官场，火候掌握的之所以老道，皆因他有官场老手、族兄张之万为他提供官场心得。
张之万告诉他最重要的一条做官诀窍便是：”为政不得罪巨室“。
据说慈禧很早就有破格提拔张之洞的念头，但因为张之洞短身寝貌，样子瘦小的实在不像个样子，便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以便再观察。
然而很快，张之洞官场发迹的机缘便来了，他发力的着眼点依旧在慈禧身上。
同治驾崩后，光绪继位，承继咸丰之嗣。同治大葬时，吏部主事吴可读饮毒自尽，遗疏痛责两宫太后一误再误，所以他要以死一谏，请明定今后大统应归同治皇帝之嗣。
经吴可读死谏这么一搞，慈禧相当被动，朝严重了说，她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在这个时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质疑。
敏感乱局下，唯有张之洞以他高屋建瓴的宏论，向慈禧伸出了援手。
张之洞说，”统绪“之事，”统“（皇位）为国事，”绪“（子嗣）乃家事，向非臣下可以妄言。此前明诏，已确立将来皇上生子后，承嗣于穆宗（同治）为子。此乃定”绪“，却并未定”统“。若依吴可读之折，明定将来之皇子承嗣并继统，则等同于立储——
简而言之，张之洞以为，天子家务即是国事，继嗣即是继统，公庙不私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吴可读虽至忠至烈，却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
张之洞此说，举重若轻，一举数得，慈禧大为宽慰，朝臣也皆叹服。
说白了，张之洞就是帮慈禧打了一场”硬“仗，救了一把火，证明了他这个太后门生不是白给的。
从此，慈禧开始把张之洞当成自己嫡系大力提拔。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未三年，又升任两广总督。
在当时的官场，以一无野战功勋之词臣，超迁之快，实属罕见[renwugushi.com]。
最后必须纠正一点，认为张之洞低调，那是因为不了解，实际上，他可是出了名的好大喜功，大言无实的很。
就拿他刚升任山西巡抚时来说吧，瞧他上谢恩折是怎么说的——
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
要知道，”经营八表“向来是英明君主的专用，岂是他一个地方巡抚可以随便用的。
如此高调宣扬自己的抱负，得意忘形到这个地步，连他族兄张之万都有些看不下去，免不了也要挖苦一下。
于是就有了晚清官场的一个著名笑话——一天，张之万带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就够了。张之万说，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张之洞是晚清的著名军政重臣、洋务人物，为人并不低调。他成为封疆大吏，或者说是“上位”的缘由和曾国藩、李鸿章等大佬截然不同，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以清流办洋务；二是独特的行政作风。
一、以清流办洋务
清流和洋务是晚清政坛上的一对老冤家。
清流以翰詹科道的京官为主，以参劾为工具，监察官员，批评时弊，缺点是清流人物大多没有地方任职的经验，流于纸上谈兵，而且在和洋务人物博弈时，缺乏真正的实力。
而洋务大佬，多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崛起的地方督抚，诸如李鸿章、曾国荃等等，这些大佬在地方推行有限的近代化改革，看似威风，但是背后则受到清流党的监察、弹劾乃至掣肘，经常造成所做的洋务事业磕磕绊绊的问题。
而张之洞的情况在晚清总督一级的大员中极为罕见，因为属于清流党办洋务。张之洞是同治年间进士出身，后来在詹事府、翰林院任职，以弹劾崇厚签订中俄密约而展露头角，属于标准的清流党人，也有人认为张之洞是同光年间清流党风头最健的“清流四谏”之一。
但是和其他清流人物不同的是，张之洞在1880年外放地方，担任山西巡抚，由此成为了一名官至封疆的清流人物。因为这种身份上的特殊性，张之洞兼跨清流、洋务。在清流党中，他是最有地方实际工作经验的官员，且手操地方实权；在洋务派中，他是少有的能够获得清流党手下留情乃至拥戴支持的官员。
这种“两面人”的特点，是张之洞成为晚清政坛大佬的一项重要原因。
二、独特的行政作风
张之洞任职地方后，也主持兴办洋务，但毕竟是清流本色。不过，张之洞有一项行政作风，却远远超过李鸿章等同僚，那就是创办洋务事业好大喜功，铺张、浮夸，不求实际。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工作不扎实，善于搞政绩工程。一些同辈的官员对之则评价为做事“七颠八倒”。
诸如，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时，推行修建海南岛炮台，装备浮夸的概念型武器——压缩空气大炮，而且还计划修建琼州海峡跨海大桥。这些事物，只求一鸣惊人，并不考虑投入和实际效果。
又如，张之洞任职地方时，也将近代海军建设视作是谋取政绩的门径。任职两广总督时，大张旗鼓地订造军舰，建设水师学堂，为了能快速产生效果，抓住当时福建船政学堂经费不足、难以为继的机会，张之洞以赞助经费为条件，将船政学堂即将毕业的一班学生整体转入广东水师学堂，使得刚刚兴办的广东水师学堂立刻有了毕业生，成绩赫赫。
当张之洞从两广调任两江后，又将两广的模式在两江复制，订造军舰、兴办学堂，看似热闹，实际上存在种种不求实际的弊端。而当张之洞后来调任湖广总督后，再次将这种经验在湖光复制，创造出了有重复建设之感的湖北海军。
张之洞的这种急功近利、搞政绩的行政作风还有很多例证可循，诸如汉阳铁厂也是典型的好看不中用的例子。但是张之洞接连不断释放出的政绩卫星，却在官场上营造出了能臣的名声，这也是张之洞之所以成为晚清政坛政治大佬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