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人物简介
李鸿章（1823年—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fú]，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考中进士。早年曾投入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咸丰三年（1853），回家乡安徽参与组建团练，开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屡立战功。咸丰十一年（1861），开始投入到业师曾国藩的幕府，并在曾国藩的帮助下组建了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又镇压了捻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
李鸿章热心于办理洋务运动，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机构，并创办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主导的洋务运动破产。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同时西方有视之为“当世三杰”者，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受到诸多批评。[1]
來冄頭筿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因战败被解职，李鸿章得到了出访欧美的机会。回国后他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提议变法，但没被重视。后被起用为两广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李鸿章深知敌我差距，筹划“东南互保”，拒绝对各国开战。随着清政府逐渐战败，李鸿章被迫受命北上谈判，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不久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死后获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其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今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是县学优廪生李文安与其妻李氏之子。谱名章铜。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鸿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同年，与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当时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名臣翁心存（李鸿章的房师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而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改授李鸿章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1]
湘军幕僚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向东发展。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清文宗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五月，李鸿章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抚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次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李鸿章被派往安徽军营，由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伊兴额统领。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右手。
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军进军苏、杭，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属意曾国荃及湘军宿将陈士杰组军东援未果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1]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
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
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
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转变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三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十二月改为实授，一度暂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1]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李鸿章还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他还采取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六千人与外军“共维大局”，其中三千人进驻南桥，三千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同治二年（1863年）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李鸿章指挥。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李鸿章与新任统领戈登关系良好，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英国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事件，并用计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1]
平定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鸿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三百人、炮队六百人并入淮军。此时，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出击。第二天，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后，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这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1]
出击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renwugushi.com]。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1]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于同治八年（1869年）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署湖北巡抚。
总督直隶
回武昌后，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李鸿章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天津教案发生，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李鸿章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因曾国藩的处置为舆论所非议，民怨沸腾，故朝廷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办理此案，这是李鸿章的第一个涉外关系事件。李鸿章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在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被调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李鸿章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北京专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发动战争的要挟下，李鸿章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1]
中法战争
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开始不断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阮朝。通过两次《西贡条约》，法国迫使越南承认法为越保护国。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方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战略要地北圻，击败清军，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败于北宁之战，并丢失太原和兴化两地。在此情况下，慈禧改组军机处（参见词条甲申易枢），主和舆论渐起，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停战。同年6月的《第二次顺化条约》使越南不再对清廷朝贡，改受法国控制。此时，清廷虽与法国签订协定，但李鸿章一直未下令让清军退回清朝境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恶化，而谈判又陷入僵局。因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福州，攻击南洋水师，并围困台湾。在越南战线方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法新政府随即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亦难以继续战争，因此同意议和，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批准《李福协定》，并将越南境内清军召回。
在英国调停下，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Patenotre）在天津会谈，6月9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并使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1]
北洋始末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后，他开始筹办洋务，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都是该期间的重要成果（参见主要影响“洋务重臣”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瞭解，他也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自光绪五年（1879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逐渐建设成军，号称“亚洲第一舰队”。但清廷的内耗也使得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年（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依《天津会议专条》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因变乱很快消散，日清两国军队抵达时已经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议双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两国军队持续驻扎，共理朝鲜国政，清廷拒绝。五月，日军突入皇宫，挟持朝鲜高宗，迫令大院君出面掌理国政，在遭拒后将其软禁。李鸿章察觉事态严重，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急调陆军自辽东进入朝鲜，和日本相抗衡。
为求速效，李鸿章又租赁英国船舰高升号载运部分官兵由海路进发。但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高升号，溺毙官兵上千（参见词条高升号事件）。后日舰又不宣而战，在丰岛袭击载运清军进驻牙山返航的济远、广乙两船，使得广乙沉没，济远遁回威海卫。此外，日本陆军在牙山发起攻势。
清廷无法忍耐，决定对日宣战，却因入朝大军尚未会合而屡遭失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参见词条平壤之战）。日军乘胜追击，自陆路过平壤向北前进，跨越鸭绿江攻入辽东，连下辽东要地，又由旅顺渡海进击山东荣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参见词条黄海海战）。此战清舰沉没4艘，日舰亦遭重创，但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
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获，全军覆灭（参见词条威海卫战役）。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1]
马关议和
中日双方的议和其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就已经展开，在美国斡旋下，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来到广岛，希望能会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并不完备而拒绝交涉，持续陆海两方攻势，暗示要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出面。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议和。
來尽冄頭筿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因此，在交涉最初，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谈判后的3月24日，李鸿章于马关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因而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本为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岛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
根据和约规定，朝鲜从原先清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大概是清政府年收入的2.5倍）；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同时在新开放的商埠得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这强化了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双方在协议期间，李鸿章私下将交涉经过向其他列强通报，这也让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不希望辽东半岛为日方控制。日方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以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
正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出使欧美各国归来，途经日本横滨，不论别人怎样劝说，他就是不愿登岸，坚持在船上过夜。后换乘招商局轮船“广利”号回国。
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恭亲王、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矛盾，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较早提倡“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奉命作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李鸿章前往祝贺，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四月，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此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9万多公里：6月14日，李鸿章觐见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汉堡拜会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7月4日抵达荷兰，8日前往比利时，13日抵达法国巴黎；8月2日抵达英国，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维多利亚头等大十字宝星”勋章；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接见。
在这些国家，李鸿章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达官贵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等。在德国，他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在马关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英国议会，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书馆；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抨击了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使李鸿章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英国向清廷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为期99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英国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乘船南下广州，途经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等会面，商讨鸦片管制、打击海盗、九龙寨城管治权等问题。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年5月，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干涉义和团运动。6月，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在上海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等人的策划、联络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保护条款》。李鸿章对此完全赞同。
在时局日益糜烂时，据说张之洞等还提议，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后与光绪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在此期间，港督卜力和香港政治家何启博士也有意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建立联合政府。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且李鸿章奉诏北上而作罢。
五月二十二日，清廷让李鸿章奉旨北上。但他认为时机不合适，便借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不得已，才缓慢出发，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一边打探北方消息，一边探听在上海的各国公使的意向，并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建议朝廷保护各国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北京沦陷，两宫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准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对李鸿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鸿章要求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荣禄参与此事，得到允许。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跨三院。贤良寺由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抵京当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开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李鸿章与列国以国际法为依据，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故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经过多次讨论，列强确定了十二款条约。李鸿章等则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拖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据学者辜鸿铭回忆，他当时曾当面批评李鸿章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劳累过度的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之后，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李鸿章与庆亲王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同月，李鸿章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还到俄国使馆议事，据说俄使对他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呕血碗许”，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此后，李鸿章病情似有好转，随后又转入危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据随慈禧回銮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次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同“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一般。
两宫回銮后，对李鸿章降诏奖谕，命恭亲王溥伟前往奠醊（后又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清廷允许李鸿章入祀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等地，相继建祠祭祀；京师则特建专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得以在京师建祠的，仅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