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寄语：王阳明的文学创作很受一些文人学者青睐，王阳明写文章讲究立心、思诚，注重真性真情的抒发，他的文学作品中充分表现了他对“道”的追求。他曾说：“勿忧文辞之不富，惟虑此心之未纯。”他强调，只要以专注和至诚之用心看待创作，不断精进，一切的形式、技巧才都会随之而来。我们可以延伸开来说，一个人，只有保持专注和用心才能有创造性的工作成果，才能不断精进，有事业的大成，才绝不会平庸。今天分享给读者的是”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欢迎阅读！
王阳明是一位有国际声望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世界上也为数不多。阳明学、朱子学不仅是中国的学说，而是早已成为国际性的了。今天我只就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谈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从宋明理学来看王阳明的学术地位。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发展到后来，都可以归结到“哲学的三项”。黑格尔说哲学的三项是逻辑理念、自然界和精神，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构成的。这个概括，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来说都是适当的，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总是要涉及到这样哲学的三项。这三项在宋明理学里面，就是气、理和心。因此有的哲学家讲气一元论，如张载;有的哲学家讲理一元论，如程朱;有的哲学家讲心一元论，那就是陆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程朱和陆王有同也有异，这是千古不可无的。章学诚的话相当有道理。
理学中张载、程朱和陆王，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展开了反复的争论。而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思想家来回顾理学进行批判总结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各有所偏的。王夫之是继承张载的，顾炎武讲考证的方法是更多地来自朱熹，而黄宗羲则非常推崇王阳明。尽管他们都是对整个宋明理学作总结，对理学各派都有所批判，但仍然是各有所偏。这就说明，理学各派之间的分歧，确实是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千古难以合之同异。因此，对朱子学阳明学这样的学派，会永远讨论下去。
第二，既然王阳明在宋明理学中有重要地位，那么，他的独特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对此我提一点自己的看法。从辩证法的发展来看，张载讨论了一和两的关系，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这很好地表达了对立统一的原理。这之后，对两和一、分和合的考察逐步深化。程朱学派尤其是朱熹，特别强调分析。他认为做学问就要“严密理会，株分毫析。”陆象山反对他，认为应该先立乎其大者。他批评朱熹支离破碎，说“支离事业终消沉”。但陆象山讲综合有点囫囵吞枣，把分析完全丢了。
王阳明则纠正了陆象山的这一缺点，他还是强调“合一”，认为“心一而已”，“理一而已”，“性一而已”。但是他认为理(或心，或性)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如婴儿发育、树木发芽成长一般。最初的本原具体而微，要经过若干阶段，然后才能发展完成。这样在讲“合”的时候就包含了“分”了。后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对宋明理学做总结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强调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特别是王夫之更强调这一点[renwugushi.com]。所以从宋明理学的辩证发展来看，王阳明思想是个很重要的环节。
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致良知说，致良知说我们可以不赞成，但里面包涵着哲学思辨上很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把理或心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也就是致良知说所强调的工夫和本体的统一。王阳明自己说，本体即工夫，本体是良知，工夫是致良知。本体在工夫中展开为过程，这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呢?这即是说本体论与获得本体的智慧的学说是统一的，与广义的认识论是统一的。
这一点我认为是王阳明哲学的一个很突出的贡献。照王阳明说来，本体原是完满无缺的，它通过致良知工夫展开为一个过程，这样把人性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把精神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就把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阳明这一理论，还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推论，有重大影响:一、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来看，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即“六经皆史”。“道”在过程中展开，六经都被看成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就大大降低了经学的权威。这一论断后来为浙东史学所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后人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便要反对经学的独断论。对经学的批判，可以说是在王阳明的六经皆史的思想中有了萌芽。
二、从个人的成长发育来说，王阳明的即工夫即本体的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自由人格的培养、教育的理论。人的精神发展有个过程，要经历许多阶段，因而就要“随才成就”，因才施教，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进行培养、教育。特别是对于儿童，王阳明认为不应该有所束缚，应该让其自由地发展。这样的见解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由这样一种观点，就可以导致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如李贽提出不以圣人是非为是非的论点，提出对文学艺术具有很大影响的“童心说”等等，都是受王阳明的影响。
第三，王阳明的思想对中国近代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康、梁和谭嗣同都是讲王学的。王学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一种革命的理论。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就是举的两面旗帜，其一是王学，另一面则是民权思想。这也与日本明治维新有关。中国人认为若要维新成功，就得学日本，知道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许多中国人也讲阳明学。但是严复当时反对讲阳明学，认为阳明学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他是从这个角度看到王学有流于空疏的一面，因而批评王学。
不过这之后阳明学一直为很多人所发挥。五四时，吴虞是最推崇李贽的。李大钊、郭沫若等革命者都是推崇阳明学的。梁漱溟等则从维护中国儒学传统的角度来推崇阳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后来熊十力也讲自己和阳明学是“同一路向”的。所以，在中国近代，阳明学不仅在社会变革领域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学者中间也起了重大的影响。不过，后来由于“左”的影响，对整个传统文化批判过多。对王阳明也给予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左”的影响实际上是类似于经学的东西，只不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出现的。
王阳明并不盲目崇拜经学的权威，要求人们致良知，发扬自由的思考。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今天还是很值得发扬光大的。阳明学派当时培养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学风，“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可说是与孔门师友的学风是很相似的。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发扬这样一种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