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的写作风格
寄语：亚历山大·仲马，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自他登上浪漫主义文坛时起到1870年去世时止，在他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通俗历史叙事小说，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蒙梭罗夫人》中大仲马曾这样说到:"历史事件有这样一种特性，那就是他们往往把自己的重要性表现在先于它而出现的环境中。"这体现了作家重视历史叙事小说文本中对于历史大背景的描写力求逼真化的原因。因此，尽管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常常由于为所欲为的随意改变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遭受非议，但是众多的外国读者了解法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体会法国历史的交替变更是从阅读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开始的。
大仲马将小说这种文体形态与历史紧密的结合起来，因为小说的文体特点是能够容纳巨大的社会生活，这样就可以展现出大仲马宏大的历史叙事手法，将作家的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素材与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结合起来，从而在虚构的故事中包含了更多的真实的历史。他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小说对历史时代背景的描写气势恢弘。
大仲马英雄主义的历史观体现在小说文本的内容上。大仲马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发展与变化都是由杰出的人创造的，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人总是左右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观念体现在他一部分小说文本的书名上:例如《基督山伯爵》全书的内容是围绕着水手埃德蒙·唐代斯的复仇展开的，基督山伯爵则是小说所着重表现的中心人物。又如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红屋骑士》全书围绕着红屋骑士营救路易十六的皇后展开，书名也反映了红屋骑士是本书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
大仲马让众多的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人物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一同出场。在小说中参与历史的发展过程，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即使面对时间跨度较长，人物众多的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也有条不紊。因此大仲马在历史叙事小说中所建构的历史世界获得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赞誉。
可以说，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是不断的用英雄建构历史，用历史塑造英雄，又把英雄与历史融进小说中。这三者是彼此建构，彼此依赖。
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为基础并且加入了自身的主观想象与虚构。作家将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的混合描述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叙述故事。因而，以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分析小说文本中所蕴藏的历史感以及人文关怀为标准去评价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时，大仲马的小说文本在文学史上并不享有崇高的地位。
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不以客观真实为既定的目标。完全不指向历史史实本身。而是在历史空间之中选取一种可能性作为指向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则是作家本人所构筑的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历史[renwugushi.com]。
这种手法是大仲马历史叙事小说中更为强烈的偏离历史的倾向。但是由于素材都选自于历史事件，一切又都是围绕着所叙述的历史事件进行，所以历史题材本身又具有一种凝聚力。因此，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是偏离历史中心的同时重构历史。
大仲马后期的许多历史戏剧都是根据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畅销历史叙事小说所改编的。这从侧面说明大仲马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小说中包含了易于改编为剧本的戏剧化元素。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多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在描写跨度较大的历史事件表现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时，总能给予读者连贯、一气呵成的阅读感受。其主要原因是大仲马运用戏剧的创作手法去创作小说。去除长篇历史叙事小说中过于冗长的叙事方式。
仲马的主要文学成就在历史叙事小说的创作方面。而且他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小说大多是长篇的历史叙事小说，而历史叙事小说作为小说它同样也是一种渐变的艺术。历史冲突的过程表现为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而每个章节的场景的转换，融入静态的布景元素增加了小说戏剧化的效果，相应的直接用大量的对话去推动情节的发展造成了叙述者的缺席。可以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的体现出来，增加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抗性。
大仲马是从写剧本开始写作的。在他的小说中，对话占有极大的比重。这实际上是保留了写剧本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大仲马的小说是戏剧化的。他的小说很容易改编成剧本。
对话在他的小说中起着多种作用，首先是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大仲马很少对他的人物做长篇的描述，人物的性格多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显示出来的。
作者有时只用一句话就点化出人的精神面貌。如《基督山伯爵》一开始，邓蒂斯回到了马赛，很悲痛地向船主人老摩莱尔报告:"我们失去了勇敢的船长黎克勒。"接下来一句是:"货呢?"船主焦急地问。只用两个字就把摩莱尔关心货物胜于关心人的精神状态准确地表现出来。老摩莱尔是个正面人物，但他毕竟是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