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书法艺术，去汉未远的遗风和世积乱离的时代,使三国的书家有着更多的忧患意识和拯救苍生的志向。与后代如东晋相比,三国的书法作品显见流畅不够,书家也少处士或隐逸态度的人士,大多是以建功立业为安身立命之本。这样的人格追求,自然在书写中不会有很多出世之韵和仙家之风。于是,讲究法度,笔倾抱负,质实厚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成了主流书风。虽然,至三国后期已现华丽端倪,但整体书风显然是古朴典雅,厚同研究。这是儒家经世致用为文人唯一要务的传统观念打破以后才可能出现的全新景象。
三国时期的人物品藻,虽承汉而来,但品评的重点却发生了很大转变,已从以道德风操为核心转向以人的才能、情性、风度等非伦理内容为核心。这种转向在书法作品审美意识上也有了反映。胡昭和钟繇同时师法与刘德升,风格自然有相近之处,但当时人却评“胡肥钟瘦”,这“肥”与“瘦”应是表现人体状况的范畴,人们将其用之于书法风格,正是开启了以“人美”的目光审视书法作品的大门。另外,钟繇的“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更是用看人的眼光去看书法。这样的言论,与东晋及南朝的书论相比自然既零散,又粗拙,但是在书法审美意识史上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现象,具有重大的意义。
书法本身是必须讲技法的,而刚从东汉过来的人显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长期禁锢的影响。钟繇、胡昭、皇象等人的书迹,后人多有结体茂密,很有法度之类的评价。钟繇本人一生几十年钻研笔法,呕心沥血,临终还将其传给钟会。书法世家在此际出现,当也是重视法度的表现。南朝争议钟、王优劣时,赞赏者也是因为钟的法度。不过,三国书法作品的鼎盛,尤在于他们的个性化表现。“胡肥钟瘦”是如此,各人书迹的强健,张扬,力折,都是最能体现个性的。文人普遍的酷嗜,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书写过程成了他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尽管那时还没有大量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到,但至少他们普遍的热衷其间,可以想见其个人在书法作品中的自我实现的愉悦。（原文来自：三国时期的书法艺术思想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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