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审美追求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书家艺术创作“性情”说的继承与发展。
书家艺术创作“性情”说始于东汉蔡邕《笔论》中的“书者，散也”的美学命题。此命题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书法国画美的表情质，强调了“性”、“情”、“怀抱”在书法创作中的艺术本质美，这一美学命题在书法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四尺陋室铭书法作品
性情说至书论方盛的初唐成为重要的美学观点，并得到发展。孙过庭认为书法”妙”在“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甚至能“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并具体地列举了：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写《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 《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论证了书法是抒情的艺术。一件作品是性情的调和，亦是性情的归宿所在。
四尺隶书作品劝学篇
艺术活动的过程是艺术表现的过程，书法创作必须本乎自然才能写好。对于创作与书家情感、环境条件的关系，孙过庭提出了“五合五乖”：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书法创作应是心情轻松的，主动的，灵感来了书作就很美。所谓“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孙过庭强调了主观性情在创作中居主要地位。强调性情比环境条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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