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自然》杂志发表了有关“北京人”的最新年代测定方法，将“北京人”的年龄提升了27万年，由过往年代的50万年说、60万年说确定为目前的77万年说。中国科学家沈冠军、高星和美国科学家高斌主持了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的埋藏测年法科考实验工作。同时发现石器的年代有100万年的历史，这引起了本作者的极大兴趣。
2011年11月下旬，作者专程前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并详细介绍了有关水晶方面的考古进展。
考古学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时期，工具是用很简陋的石头、兽骨以及鹿角、树枝等经过简单加工制出的器具。木器遇湿易朽，很难存遗，骨器和角器数量很少，又难辨认，能够在数十万年的沧桑变化中保存下来的主要是石器。经过20世纪20年代初到6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发掘，北京猿人遗址中出土的石器约10万件。所以，北京猿人的文化以石器文化为代表。最早发现石器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921年，安特生同奥地利青年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赴周口店龙骨山考察，发现藏埋着古动物化石的沙石中有一些残破的石片。这些形状特殊的石片，显然不是原生于洞穴中，也不是被水冲进洞穴的。从石质来看，有水晶、脉石英、燧石和砂岩。燧石、砂岩、石英岩存在于周口店附近的河滩，水晶只有洞穴两公里外的花岗岩山坡才有。安特生随即想到：”这些不是可以用来割切兽肉和兽皮的吗？”由此安特生断定，这些石片和石块就是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
在中国大地不同区域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水晶，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的水晶当属人类使用水晶的最早记录。根据1935年周口店发掘的第24水平层3000多件石制品的统计，水晶占据1%，而最新更详细统计显示，水晶占据4.8%，主要来自遗址北2公里的花岗岩区（见《旧石器时代考古》王幼平著，文物出版社，2000年）。
可见“早期原人的某些种群开始制造他们可以用来屠宰动物以得到肉身的石制工具时，人类的文化看起来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见《人类文化学》美国威廉．A．哈维兰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同时也证实了“水晶文明的起源出现在77万年，出现在没有中断的中国历史里，留下了她别具一格的，生生不息的文明史”。中华大地的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水晶的莹澈与美丽，感受到人类先祖的原始首创精神，感受到历代工匠灵巧双手留下的指纹和余温，感受到中华民族在水晶一脉上代代沿袭的智慧改变了辽阔土地的精神质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由此获得了物质性的坚实着落，将所有这些放置在一个更高的构架中认知判断，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上，依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逻辑规律展开，解决了水晶文化形成的源流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国水晶文化时，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历史位置，重新认识和发现水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走进历史深处，才能扩大我们的“视野”，看到的画面才比较宏阔，才能比较准确找到与现实接轨的坐标，看清未来的方向。
77万年后，江苏东海，中国水晶之都，遥远的后人听到了水晶的呼唤，水晶文明史上，东海时代的原创精神依然感人，在色彩斑斓的水晶之上承载着极轻也极重，有形却无形的生命。77万年沉淀的力量，带着人类更多的希望，要你往返于77万年之间……
水晶文化的探寻、梳理、研究，改变我们的生命尺度，改变我们的时空感和世界感，为水晶事业日后发展，为复兴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给予更高的期许。为此，水晶文化一脉同样承担起指引人们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智慧的责任。
探寻、梳理、研究的过程中怎样推出新意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需要有新的理论勇气，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模式是否适合当代的文化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加以反省和质疑的问题。因为传统的文化史研究与我们时下开展的文化史研究之间本身就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要更多地转向那些未被传统文化史切实关注的事物。将水晶一脉的文化研究引入纵深，推动水晶文化研究，在研究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为新时期文化改革，文化创新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