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
1、人物生平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随文 宦游南北各地，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轻时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他于二十二岁中进士后，历任淮南推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等职，均能体恤民情，为地方除弊兴利。北宋嘉佑三年 (1058)任支度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 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 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宁(今南京)知府， 旋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 拜相，即开始实施变法，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场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 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 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 到加强。但由于司马光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新法在推行中屡遭阻碍，宋神宗也时有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再任江宁知府，次年二月复任宰相，不久又因维护新法得罪了神宗而 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被朝廷封为“荆国公”。后人称其王荆公。[5]
少年英才
王安石画像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2、主要影响
政治
杨万里力主抗金，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千虑策·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杨万里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官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缗，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隅，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文学
诗歌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
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黄庭坚)陈(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陶渊明)谢(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五十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就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尤其为人所称道。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编卷4)。又如《戏笔二首》《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时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像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不仅有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还有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杲饮绝句》《初九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还有《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都具有比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主张以人事说《易》，反对"空谈性命"。提出"兴国在人"的社会政治思想。
词
杨万里所作词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 具有幽默、诙谐的特色。
散文
杨万里的散文中亦不乏佳作，他为文兼擅众体，步趋韩柳。其作品中密栗深邃、雅健幽峭之处，尤与柳宗元相似，友人以此推崇杨万里，他也如此自认。
3、历史评价
虞允文：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赵昚：仁者之勇。
项安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
姜特立：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
周必大：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出月胁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
陆游：1、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
2、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
刘克庄：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
欧阳玄：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
脱脱：万里为人刚而褊。
罗大经：立朝时，论议挺挺。如乞用张浚配享，言朱熹不当与唐仲友同罢，论储君监国，皆天下大事。
严羽：1、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
2、以人而论，则有杨诚斋体。
解缙：文章足以盖一世，清节足矣励万世。
蒋一葵：乾、淳间，诗人称诚斋、范石湖及陆放翁为巨擘。
王夫之：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之流，亦铮铮表见，则抑文雅雍容，足以缘饰治平而止。
李纮：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
纪昀：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万里及陆游最富······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倜乎远矣。
钱基博：1、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杨万里及陆游最富。游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为媲于苏。万里清新刻露而特为生拗，则原出黄······其为文章，含危仄于爽朗，以白俗为生拗，避熟而不避俗，涵今而亦茹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由黄庭坚以攀韩愈，诗如是，文亦如是。然诗特擅名。
2、万里善用其长，肆意有作;成大则避所短，敛手勿犯。陆游语多乐易;万里、成大意含怅惘。皆出入江西，而欲有所变以自名家者也。
钱钟书：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图画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4、主要作品
杨万里一生写作勤奋，相传有诗20000余首，现存诗4200首， 诗文全集133卷，称为《诚斋集》。 并有《杨文节公诗集》42卷。 另著有《诚斋诗话》1卷，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
杨万里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20卷，以史证《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