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杉达学院30岁的校庆年。看到校园里“1992—2022”的数字标志，我才惊觉，学校创办的1992年，正是我首度踏上神州大地的那一年。
1987年底，台湾解封，开放居民回大陆探亲。当时我在台大外文系就读，对大陆的憧憬向往蕴积已久，但身份条件受限，无法在第一时间成行，只能按捺住“驿动的心”，静静等待。1989年我从台大毕业，服了两年役，旋即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直博。1992年5月一放暑假，我返台探望爸妈后，就马不停蹄，经香港中转，奔赴北京。
香槟城，芝加哥，东京，台北，香港，北京。“路儿虽遥远，我却不疲倦。路儿虽遥远，我却不疲倦。加快了我的马鞭，归心似箭”。校园民谣歌手李建复的《踏在归乡的路上》，唱出了我当时的兴奋与急切。
我在大陆有老家吗？没有。有亲人故旧吗？也没有。在我内心深处，这里就是我的故乡。1992年的那一趟，就是我的回乡之行。
我是台湾本省人，生长于中南部的云林县虎尾镇。父母家族均来自闽南漳州一带，跨海迁台已有百余年，家里讲的是闽南语。儿时住在本省人居多的台湾乡下，而非外省人聚集的眷村，然而我周遭的外省人却高于比例。
正对门住着四川来的吕伯伯，儒雅巴适，宛如一缕道家的清风。隔壁是江西人曹伯伯，浓眉密发，敦实寡言。隔壁的隔壁，是安徽的刘伯伯，好客奔放，见我就留我，叽叽喳喳跟我讲国语的读音和用法。家里的空房曾租给一个卖馒头的山东大叔，他夜半即起，揉面，生火，蒸馒头，天微亮就骑着脚踏车出门，沿街叫卖，“嘿——馒头！馒头！嘿——馒头！”
小学六年，经历过3位班主任，也都是外省人。低年级是浙江人李老师，盘发髻，穿旗袍，步态从容，温柔婉约。中年级是江西人章老师，娇小白皙，性急执着，常被班上的臭小子气到发抖。高年级是江苏人谈老师，写得一手圆润的好字，有着功夫高手的气场，面对变本加厉的顽童，他总能四两拨千斤。爸爸的好友徐老师是上海人，在另一所小学教书，周末晚上常骑摩托车过来，噗噗噗的引擎声一落，就知道徐老师又来”嘎讪胡”了。
中学的国文课本里，诗词古文，戏曲小说，散文随笔，华夏文化通过文学的载体，渗进了我的血液，流淌全身。读中国历史，炎黄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不管是辉煌还是战乱，课本都牵着我的手，一步步走过这悠长的五千年。学中国地理，黄河长江，津浦陇海，江南塞外，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的目光在竖排的书里上下，思绪开始悬浮，腾空，幻想着自己就是驾着筋斗云的徐霞客。
虽有海峡天堑，更有人为阻隔，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空气，这样的土壤，孕育了我的神州之心，萌发，长翅，扑翼，起飞。
1991年秋，我到美国留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同时，我也在东亚系兼职，担任对外汉语助教，教材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实用汉语课本》。在古波和帕兰卡这两个主人公的对话中，我掌握了汉语拼音，逐渐学会了简体字，慢慢认识了大陆的用语和文化。
“同志”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称呼。“爱人”指丈夫或妻子。胡同的“同”要读四声儿化。“大栅栏”不读“大炸兰”，得读“大拾烂儿”。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北京人艺，东来顺，全聚德，前门、四合院，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圆明园，长城……这些事物有些如雷贯耳，有些第一次知晓，觉得新鲜。
同事沈于，北大历史系毕业，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陆人。初见地是在东亚系系馆，在木造洋房二楼的助教办公室。楼梯、地板嘎吱嘎吱地响，脚步由远而近，有人开门，我转头望去，门口站着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朝着我浅浅地微笑。“你就是那个台湾来的吧？”她冷静克制，一口想象中的京片子。一开始我不免拘谨，但压不住久藏的兴奋，不一会儿便聒噪了起来，难改本性，对人掏心掏肺。
沈于大我好几岁，后来常在办公室偶遇，总给我姐姐般的温暖。知道我暑假打算去北京，在美国几年没回家的她，想托我给她父母带点东西。由于担心我行李太多，太沉，她反复调整礼物的内容，最后到我手里的，也就两块砖头叠起来的大小，不重。
我第一次到大陆，第一次去北京，沈于给了我建议和提醒。我除了常规的必游景点之外，还想进北大中文系的课堂旁听。投桃报李，她说可以拜托她北大哲学系离休的父亲，让他设法安排。我惊讶，梦想居然有了实现的可能。临行前，她说旁听之事已经办妥，我喜出望外，真能进北大上课，当一回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她邀我去她北大宿舍的家里吃个便饭，交代她弟弟找车送我往返八达岭，并说，要是在北京碰到了问题，不管多晚，给她家打个电话。她讲话时还是一贯地冷静克制，但把我这台湾小伙当家人的关怀，都藏在了细致的周到里。
桃园机场那时叫中正机场。香港机场依旧是市中心的启德机场。首都机场当年还只有一个航站楼。1992年5月26日下午，我脸颊紧贴着飞机的舷窗，心中微颤，俯瞰着初见的中华大地，飞越了重峦叠嶂，穿过了沃野平畴，阳光下闪烁的江河湖泊，几度让我睁不开眼。就要降落时，远方的金色建筑群映入眼帘。故宫！故宫！我的兴奋，没能忍住。
机舱门打开，我走到了舱门口，猛吸了一口北京的空气。但这些年所错过的，岂是这么一口就能吸足的？走下了客梯车，踩着首都机场的水泥地，突然觉得脚步有些沉。是北京的重力比较大吗？还是故土握着我的脚，欢迎我回乡呢？
坐上机场大巴，开上了快速路。路不宽，车不多，两旁尽是直插天际的白杨树，昂然挺立，威武雄壮，仿佛仪仗队列队迎宾。
车才过了三环，就到了二环，右拐。天啊，眼前的路怎么这么宽？长安街，是长安街，闻名天下的神州第一街。朝西前行，红日相迎，街景笔直开阔，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我知道，不远的前方就是天安门。两旁的建筑大气内敛，衬托出长安街的恢宏与磅礴。置身其间，我心怦然。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油然而生，久久不退。
到王府井下了车，这回，终于真真切切地踩在了北京的土地上了，终于稳稳当当地踏上了神州大地了。“故乡已经在望，和梦里一样，多少年的期盼，终于回到它面前”。李建复《踏在归乡的路上》的最后这段，在我脑海里盘旋反复，陪我前行，去往金鱼胡同的台湾饭店入住。乡愁的味道，熟悉，也陌生，随着心中隐隐的歌声，行李箱咕噜咕噜的滚轮声，沿街飘散。
多年后，我娶了个上海老婆。再过了若干年，我俩一起从台湾搬回了上海。我的神州梦，算是圆了。
（作者系上海杉达学院英语系教授兼外语学院院长、台湾东吴大学英文系两届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