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医院护士韩翠存:在迎新中老去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10月的北京妇产医院,产妇们正在住院部10层的分娩室等待分娩。

早晨7点,53岁的产房护士长韩翠存进来了。她步子急,嗓门大,语速快,是常年处理突发状况养成的习惯。

她走进病房,问清夜里生了多少婴儿、拉了多少产钳、有没有顺转剖、有没有孩子窒息、产妇有没有特殊情况,紧接着快速查房。

8点,组织产房交班,随后再次查房,关注到每张床、每个产妇。

她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其实产房比想象中安静,偶尔有新生儿啼哭声,走廊的脚步声很轻。要知道,在六七年前,这里曾经多么热闹,产床、平车甚至椅子上都挤满了孕妇,陪产家属守在一旁。“那时不可能有空房、空产床,产床还带着余温,第二个产妇就马上躺上去,还有许多产妇只好先在平车或椅子上待产”,韩翠存说,“就跟饭馆翻台一样快。”

产房空置了

“这两年,医院分娩量下降了,我才慢慢可以有周末,跟家人在一起。”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韩翠存坐在一间暂时备用的空产房里。

2013年12月起,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就成了韩翠存最忙的一年:“生育量爆炸,很多‘70后’‘80后’赶在那两年生二孩。”韩翠存记得,最夸张的时候,产房一天有50个孩子出生。

这种状况延续了两三年。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北京市迎来生育高峰。

那几年,床位是稀缺品。北京妇产医院一档难求,一号难求,一床难求。档一放出就被抢空,一怀孕就建档也建不上。

但是到了2019年,韩翠存感受到医院新生儿数量明显下降。“近几年,全国生育率都在往下降。我们医院的情况是生育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

北京妇产医院产房一共有8间产室,配有1个手术台,共9张产床、18张待产床。如今,其中1个分娩间目前暂时处于闲置状态,正在准备转型。近期,北京妇产医院每天最多有30个孩子出生,平均每天在二十多个。

“很多妇产机构都是一样的情况,妇产医院还算是生产大户,个别民营医院基本上一天就生一个、两个。”韩翠存说。

韩翠存的同事,北京妇产医院产房负责人姜海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北京妇产医院年分娩量从2017年高峰期时的1.5万人左右,下降到2021年的1.1万人上下。与此同时,北京市产科年分娩量从2016年的23.97万人,下降到2021年的14.69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2021年,国家出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从量到质

生育量变少的同时,高危产妇越来越多,韩翠存依然无法闲下来。“高龄产妇、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怀孕的产妇、各种内外科合并症的产妇越来越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并发症。”

截至2021年6月,中国获得国家批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机构已经达到539家,人类精子库有27家,每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总周期数超过100万。

用另一种节奏,韩翠存保持着忙碌。“原来是数量的增加,体力累,现在是要质量的提升,心更累。”

质量的提升体现在很多地方:更多人选择自然分娩、无痛分娩越来越普及、对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

姜海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最近五六年,许多医院产房的无痛做得越来越好,北京妇产医院的无痛分娩普及率更是高达50%-60%。“前些年人们对疼痛不理解,认为生孩子疼很正常。其实为产妇减轻产痛,也是我们目标之一。现在你在产房听不见大哭大叫,甚至有的人觉得这里不像产房,太安静了。”韩翠存说。

真实的生育并不像电视里那么恐怖。韩翠存所在产科,希望让产妇意识到,现代化分娩是专业的、温馨的、个性化的。“比如,为了缓解产妇的紧张,产房专门准备了香薰灯、电视、按摩器、瑜伽球和分娩椅。”

过去十年,韩翠存见证了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数据显示,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2012年的24.5/10万,下降到了2021年的16.1/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12年的10.3‰,下降到了2021年的5.0‰。

50岁之后,韩翠存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精力和体力在变差,疫情也让她压力更大,遇到事时会血压高。“但这个工作就像齿轮,转起来就没有停歇的时候,干了这行就不能停。”

疫情暴发后,日常工作之外,医护人员需要做好孕妇的预检分诊、查进出人员健康码和核酸状态,还需要轮流外出,负责一些社会性事务。姜海利介绍,“我们要保证我们所做的这些事不能影响女性的医疗需求,不能因为疫情的防控耽误了她们的分娩。”

这样的事件曾经在其他医院发生。2022年初,西安孕妇在高新医院门口等待2小时后流产,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孩子一哭 希望就来了

说话间,对面病房一位产妇分娩了,韩翠存微笑着,侧身去听“你听到那孩子的哭声了吗,哇哇的,像小青蛙,特别响亮,我就喜欢听这个。”

“我有一个心结,看不了生离死别。在产科,孩子一哭,希望就来了。”韩翠存感觉自己肩上扛着两条命。

产科的工作琐碎,节奏快,高压,高风险,每个产妇都会有不同的问题,有各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有人胎心慢了,有人突然出血比较多,有人生到半截孩子头卡住了。

但老百姓会认为,到医院生孩子能有什么事?有时,一家十几口人等在门口。他们不允许产房有事。

产房永远灯火通明,大约一半产妇在夜间分娩。一旦出现状况,所有人都会本能地冲过来,帮助产妇顺利分娩。

一次,一个产妇产程很长,韩翠存教她用力、改变体位。有事要走开时,产妇问,您能别走吗?韩翠存就留了下来。产妇抓着她的胳膊,劲一下比一下大。孩子平安落地,韩翠存的胳膊上青一片,红一片,全是掐伤。

“她的老公这个时候离她很远,助产士就像亲人,像姐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北京妇产医院暂停家属陪产:“她的身旁只有我们,给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只能被抓住的胳膊,就能给她特别大的力量。”

两代人的抉择

韩翠存有感到,对于传宗接代,中国人没有过去那么执着了。“过去,生孩子就是女人最大的事。现在职业女性的最终目标不再是为了生孩子,你要有你的价值所在。”

1985年,16岁的韩翠存进入北京护士学校,学习助产。三年后,韩翠存被分配到北京妇产医院,一干就是34年。

1994年,韩翠存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下女儿。那时,她觉得干妇产科就应该生孩子,要体会当妈妈的感觉,人生才会完美。

女儿出生也让她更能换位思考。她会想,如果是自己躺在产床上,希望助产士怎么对待自己,给自己什么样的服务。

2006年,韩翠存升任护士长。工作始终是她的人生重心。她每天早晨七点上班,在产房忙得没空看手机,几乎没有按时下班过,总是到夜幕降临,把大家的工作安排踏实了才走。

这些年,像一个转动的陀螺,韩翠存没参加过女儿的任何一场家长会。爱人下班就着急跑回家,给女儿做饭。女儿大了,父女俩就做好饭,问韩翠存,什么时候回家?

因为妈妈的熏陶,女儿18岁时考入了北京一家医学院校,本硕连读。

十年后,韩翠存步入中年,女儿却没有成为一名医生。因为看到妈妈的辛苦,她毕业后放弃了去医院,选择到出版社当医学编辑。

女儿甚至问过妈妈,将来我可能不会生孩子,你可以接受吗?“可以”,韩翠存告诉女儿。

韩翠存尊重女儿,也理解这一代年轻人。“如果女儿结婚了,俩人养一个孩子,我们也不一定有能力帮忙带。现在老龄化了,将来还要养我们四个老人,她们得有多累?”

岁月和工作,给韩翠存带来许多东西,她不再容易急躁,更接近从容。还有两年,她就要退休了。只是有时,想想往后的生活,她会感到一种迷茫,现在这么忙,退休后要干什么呢?

这些年抱过多少小孩?听到过多少美妙的啼哭?韩翠存已经记不清了:“他们都在长大,我就这样慢慢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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