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流学术刊物的建议是:不必相信专家审稿,低水平的论文能够发表,恰是经过“外审”

不过我这次更多是为刊物进言,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以提高刊物的学术品质。

我的基本看法是,专家审稿的目的是帮助刊物处理来稿,而不是代表一种“正确”的学术程序,来控制甚或代替刊物决定是否采用来稿。

现在流行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办刊的目的,就是要使学问发扬光大,而不仅仅是守成。

最重要的是,文章的优劣几乎可以决定学术刊物的生命。

在其他领域里,很少有人愿意把这样生死攸关的大事委托他人。现在由于对所谓“程序正义”的强调,完全尊崇审查意见,实际等于刊物把用稿的决定权让给审查人。

尤其我们的“学情”与外国不同,外国学刊通常只有一两位学者担任编辑,很多事不得不假手他人;但他们的主编在学力所及的范围里,却也有时自己承担责任,并不都依赖外在的审查。而我们的刊物,特别是专门的学刊,往往有一个职业编辑队伍,这些人很多具有不低的学养,故至少在其学力所及的范围里,不必什么都以外审专家意见为准。

在一个世风出了问题的时代,对于包括学术在内的腐败是必须警惕的,确实应将防止“学术腐败”落实到程序上。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学问自有的目的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不能让防弊的考虑压倒了学术的建设。不论什么样的学术评审,不宜坚持了程序,却疏忽了学问的目的本身。

窃以为刊物必须注重自己的主体性,让专家审稿为我所用,而不是被程序绑架,使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好文稿被僵化的“规则”所杀,却接纳一些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无多推进的文稿。

今日担任各学刊审稿人的,多是有些成就和资历的人。这些人可能更倾向于维持既存格式,不易接受新的思路(甚至不同的言说风格)。因此,有突破性的研究,往往使维持既存思路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中外学界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连爱因斯坦都有不为人所识的经历)。

这是学术评审与生俱来的困境,且通常越强调“规范”者,越难容忍和接受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我接触到的不少编辑,都说现在好稿不多。不排除一些有突破性的好稿,就是为守成的外审所毙。

怎样使有突破的优秀稿件不被眼光已固化的外审“专家”所扼杀,恐怕是办刊者的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那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往往最容易通过审稿关。我听到不少编辑自己也抱怨学术论文的“低水平重复”,而那些品质较差的论文得以发表,恰是经过“外审”的。

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不需要的就是“标准化”的固定产品。

在一个提倡创新的时代,怎样拒绝平庸,是对学术刊物的又一重大挑战。越是好的刊物,越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刊物的声誉,更直接影响到未入道或初入道者的学术发展路向——好刊物上的文章,是年轻人学习的样板。如果他们以平庸为鹄的,我们的学问就没什么希望了。

通常能引起争议性看法的稿子,就意味着具有突破性。一位同行曾引国外某学刊编辑的话,说他们收到两份都赞同使用的审查意见,并不怎样兴奋;反倒是收到两份对立的审查意见时,可能意味着来稿触及了敏感的前沿问题,常会在斟酌后优先使用。

尽管中外“学情”有些不同,这类建设性的做法仍可为我们的刊物参考。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审稿方式,当尽可能为具有突破性的文稿和学人提供发表和发展的空间,特别需要鼓励而不是遏抑后来者创立新说(沿用一句套话,即用稿向年轻人倾斜)。

实际上,不仅是用与不用的意见对立值得注意,就是两篇主张退稿的审查意见,如果退稿的原因对立,编辑部也不妨加以关注。某重要刊物的主编就告诉我,曾有一文,两审查意见皆主张退稿,但一说其过于标新立异,一说其全是陈词滥调,两者明显对立。依我的陋见,这很可能就是具有突破性的稿子。该刊为尊重程序,只能退稿。然若能予以进一步的斟酌,或许一篇以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就出现在这刊物上了。

尤其今日学术观念多元,学术标准也多歧。即使在不宽的同一专业范围里,不同的人对具体问题的认知可能大相径庭。一两位“专家”对具体论文意见的相近,可以决定一篇论文的命运,却不一定准确反映出“学界”的看法,也不必就是“正确”的意见。

赵良曾对商鞅说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必记本”注:《史记·商君列传》)。对于一篇稿件,同是赞成或反对,不同的审稿人,至少对我而言,分量可以很不一样;但在程序面前,千人中的“一人”和“一士”则是等值的,因而也就成了等质的。于是“谔谔”之声很可能淹没在众多“诺诺”之音中。

我猜很多编辑原来心里其实有杆秤,只是在程序性的规则面前,将这杆秤暂时束之高阁。不过,放置的时间久了,那杆秤可能离编辑越来越远,终因生疏而淡出编辑之心。

中国古训早就说,“人生而静”是天性,但“感于物而动”,遂在外来影响下产生各种反应,形成“好恶”。由于“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倘若“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则“天理灭”,终因“物至而人化物”(《礼记·乐记》)。

在一个因注重效益而使生产机械化的社会,物对人的影响更甚。所以马克思一直关注资本主义怎样使人物化,亦即担心人可能变得近于机器。如果我们的编辑把用稿的责任让给审稿人,自己只“坐收”审查鉴定的结论,则心中有秤的自主编辑“人”,也可能物化为心中无秤的机械编辑“者”。

其实专家也可能犯错误,所以我们不必过分迷信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希望我们的刊物编辑特别是主编,有足够的自信和承担。在学力所及的范围里,遇到自己感觉好的文章(或有值得信任的学人力荐),似不必非尊重外审意见不可,甚至可以不送外审。

一篇论文本身是否立得住,大体略经时日即可知悉。有专业能力的编辑若确信能直面时间的考验,正不必担心在程序上是否“学术正确”。否则,即使处处谨守规范,也不过做到“程序正确”而已。

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私下说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这公器要大家维护,包括作者、编辑和审稿人。而在维护共同体之时,永远不能忘记学问本身。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分工,但人人都有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有些人在自谦时会说自己不过是在多种任务中担任传递的“二传手”,其实排球的二传手不仅是球的传递者,更是整体球队的组织人。学术刊物的编辑,在学术共同体中或正起着组织人的作用,对学术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如果这个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大家竞相推诿、提倡不负责任的社区,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学术刊物的主体性,让学术变成被程序控制的仪式和表演——大家坚持了程序的正义,却忘记了设置程序的目的。学术不能没有规则,然或以疏而不漏为宜。若程序性的“文网”太密,可能危及学术生态,出现水至清而无鱼的现象。虽然看起来透亮,却不支持学术生命的成长。

当然,任何规则,都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弊。尽管匿名专家审稿制的推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弊端,我也并不因此就主张不实行此制度。恐怕还需要作者、编辑和审稿人继续努力,一方面充分认识到专家审稿制本身的局限性,同时也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使这一规则在实践中逐渐完善。

我对一流学术刊物的期望是:尽量让更多优异论文出现在自己刊物上,而不是让金子在别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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