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Happens After You Quit the Corporate Grind in China

在中国，许多年轻人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追求更简单的生活。一本畅销回忆录揭示了这种逃离并非总是带来自由的原因。

插图：Tomoko Mizuno（彭博社）

作者：Luz Ding

2025年10月31日上午9:00（GMT+8）

承认吧：我们都曾有过辞职的念头，哪怕只是一瞬间。当高压——有时甚至是充满毒性——的企业环境耗尽我们的精力，损害我们的心理健康时，我们自然会想：如果当初……会怎样？

如果我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开一家咖啡馆，每天下午都和书友们一起消磨时光呢？如果我在我最喜欢的户外装备店工作，帮助其他徒步旅行者为他们的下一次探险做好准备呢？或者，如果我成为一名快递员，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城市之间，而不是整天困在室内呢？

世界各地，许多人已开始将这种设想付诸行动——重新审视工作在后疫情时代被称为“放慢生活节奏”的趋势。然而，中国是这种变化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

过去两年，一大批上班族放弃了令人艳羡却又压力巨大的白领工作，转而从事脑力消耗较小的体力劳动。这一趋势源于2021年兴起的“平躺式”反主流文化，后者提倡最小的努力和最大的休息。两者都摒弃了臭名昭著——有时甚至致命——的“996”工作制，即每周工作六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人们离开职场的故事——比如董东，他曾发誓，如果他在小红书（TikTok和Instagram的中国竞争对手）上的帖子获得哪怕一个赞，他就辞去阿里巴巴集团的项目经理职位。（结果获得了超过10万个赞。）在小红书上，“离开工作”这个话题标签已经积累了约50亿的浏览量，人们纷纷分享自己成为外卖员、调酒师、店员、网红和咖啡师的故事。

Hu Anyan早在他的生活走红网络之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二十多年来，他辗转于19份工作之间——从加油站服务员到保安，从糕点师到漫画家——穿梭于各大城市和偏远小镇之间，有些小镇甚至连一家旅馆都没有。胡生性自由奔放，辞掉了那些与自己性格不符的工作，活在当下，并将这一切记录在2023年在中国出版的回忆录中。然而，《我在北京送包裹》（英文版将于10月28日发行）远非一部浪漫化的回忆录。

胡的回忆录不仅仅是一部记录他频繁跳槽经历的日记，更揭示了零工经济中常常存在的非人化本质。据世界银行统计，零工经济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占比高达12%。尽管零工经济提供了灵活性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但其工作往往收入微薄且缺乏福利，使劳动者处于不稳定的境地，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脱离企业体系的生活并非总是自由自在，尤其是在没有积蓄或富裕父母提供保障的情况下。

“工作常常试图把我们变成工具，而不是拥有独立良知、情感和判断力的人，”胡先生在他位于西南城市成都的家中说道。正因如此，许多人会感到“在工作之外建立个人价值的心理需求”，以避免对未来感到绝望。

胡先生1979年出生于广东一个工人阶级家庭，20岁就进入职场，没有大学学历。本书开篇讲述了他在一家物流中心分拣包裹的经历，他每周工作六天，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每月收入最多5000元人民币（约合700美元）。为了每月节省50元房租，他忍受着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酷暑。每天，他都只喝最便宜的中国白酒才能入睡。

他写道：“在那种工作环境中，每个人都受到生活的压力和挤压，他们的同情心被过度消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麻木和冷漠。”

后来，他在北京一家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做快递员，骑着摩托车送货。他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没有长期合同，也没有医疗保险。他的老板实行军事化管理，每晚开会到晚上11点以后，专门训斥不服从的员工。有一次，胡某被迫赔偿1000多元，以弥补一个被盗包裹的损失。

这本书在中国首次出版后便成为畅销书，部分原因在于它让读者得以窥见快递员的真实生活——这些工人虽然每天都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但他们的艰辛却鲜为人知。（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产业，从业人员超过7000万，年销售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胡先生在书中讲述了他从事过的19份工作，包括长时间工作、精于算计的同事、剥削成性的老板、残酷的竞争、健康问题和经济压力。他指出，年轻人希望在职场中逃离的种种艰辛，在他们所谓的“避风港”工作中同样存在。

一名送货员骑着摩托车在上海街头送外卖。摄影：沈启来/彭博社

许多曾经拒绝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如今又重返相对稳定的企业界。那些怀揣咖啡店梦想的人，在耗尽积蓄后，纷纷关门歇业。董东，这位曾经是企业辞职者的风云人物，放弃了零工经济，在阿里巴巴园区内一间类似WeWork的办公空间里，创办了自己的电商公司。我的一位朋友，辞去了公司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并在云南省背包客天堂大理的街头市场售卖手工钩织的毛线帽，如今她也经营着一个商业品牌。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思考着如何在辛劳的工作中找到意义。在一幅略显黯淡的职场生活画卷中，他北京快递员时代的一位同事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同事在一些小小的仪式中找到了平静——比如在送货路上喂流浪猫，或者从社区菜园里采摘时令蔬菜。

胡写道：“假设工作是我们被迫去做的事情，是我们个人意志的妥协，那么生活的其他部分——那些忠于我们意愿、我们选择追求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就可以称之为自由。”

《我在北京送包裹》一书深刻揭示了中国青年乃至世界各地年轻人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市场紧张、工作不稳定以及社会期望带来的压力。对于任何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中苦苦寻找意义的人来说，胡的亲身经历和深思熟虑的思考，都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与此同时，由于文学上的成功，胡先生的送货员生涯已经结束了——至少目前是这样。

本文出处：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10-31/china-s-gig-economy-shows-why-quitting-the-corporate-grind-isn-t-so-si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