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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比较忙，抽空写篇随笔。谈谈牢A。
我自己接受过国外教育，也在不少国家长期居住、旅行过。如果让我主观评价当下中国与西方所谓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说实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在某些日常体验层面，还会隐约觉得它们有些“停滞”。
但仔细一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哪个年纪的人来说。。
原因并不复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面貌与生活体验，在过去两百年里，整体变化并不剧烈：巨石结构的建筑、地铁系统、汽车交通、商业街、博物馆体系……这些构成现代城市想象的要素，在19世纪末就已基本成型。
因此，如果是90年代第一次出国的人，往往会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先进感”，那是一种来自时代落差的直观震撼。
而如果再往前倒推，回到李鸿章访问欧洲的年代，这种感受恐怕已不只是震撼，而是近乎本能的冲击：
原来世界可以被这样组织，原来国家可以这样运转。
彼时的中国与西方，差距之大，几乎可以被视作两个不同的文明阶段。
为了让读者更加直观的感受，特地上网找了两百年前的伦敦和今日的伦敦照片作为对比：
图：1900年代伦敦车站vs现在的伦敦车站
可以看到，单纯从最直观的城市面貌层面来看，西方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发达，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们发展得实在太快了。
也正因如此，今天再出国的人，面对这些城市与生活方式，往往已经“见怪不怪”。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见识更高，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位置上——
那个需要仰视、需要仰慕西方的时代背景，本身正在消失。
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当下许多社会情绪与叙事转向的前提。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徐高教授最后一堂课的发言稿，其中几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
“所以你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不光是经济学，你作为一个文科的学生，你应该感受到生活在当今中国是何其的有幸。
“就这么多代前面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正在眼前——正在我们的眼前变成现实。”
所谓的“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眼前的现实”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
我们终于拥有了平视西方的勇气，
在2010年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十五年后。
这种平视，并不仅仅只是高铁、飞机、摩天大楼等现代社会景观和经济数据，而是一个更微妙、也更稀缺的东西——从认知上讲，我们国家终于开始拥有了“平视西方”的心理基础。
而恰恰是这几年，西方社会自己，帮我们完成了这一课。
（参见历史文章）2026年新年献词：去掉一切矫饰
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公开讨论掠夺格陵兰岛，曾经被鼓吹和视为灯塔的国家，其理念层面的撕裂已经不再需要赘述：
（参见历史文章）达利欧发布万字长文警示，美国现有秩序已站在崩溃的边缘
（参见历史文章）第一枪：丹麦养老基金退出美国国债市场
（参见历史文章）欧洲主权值多少钱？当关税开始标价领土
（参见历史文章）“后马杜罗时代”的权力图谱及推演：当美国试图“管理”一个主权国家
最近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披露，更是把美国上层的道德溃败摊在阳光下。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不是“有罪”，而是证据确凿、持续二十多年，却依旧无人真正负责。
（参见历史文章）爱泼斯坦案的关键时间线和最新批露内容
（参见历史文章）【时事】爱泼斯坦雅虎邮件新曝光，揭秘华尔街资金网络如何运作
自由、民主、法治，这套叙事并非被“揭穿”，而是被它自己一条一条地戳破。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牢A式叙事开始走红。
从“斩杀线”这一概念提出开始，他对西方社会的诸多阴暗面进行了高度情绪化、强对抗式的揭露。其中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属于夸大，语言有极强的煽动性。
从个人立场来说，我并不欣赏这种极端化的表达，也始终警惕任何将复杂现实简化为非黑即白、敌我对立的论述方式。但在如此庞大的舆论支持面前，如果仅仅停留在“应然”层面吹毛求疵，显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姿态。
套用周总理的一句话：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实然层面，牢A确实加速了整个社会对西方叙事的“祛魅”进程——
从去年初开始中美“对账”，大量外国 refugees 涌入小红书。中国社会第一次如此密集、具体地接触到西方国家的物质基础、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当抽象的“发达国家”被还原为房租、医疗、福利、阶层流动这些可感知的现实之后，牢A的叙事，恰恰推动许多人第一次越过物质层面，从更深处的制度逻辑重新审视西方社会。。
当然，这项工作当然是粗糙的、不严谨的，甚至是错漏百出的。但它之所以发生，恰恰说明一个更尴尬的问题：
本该由谁来做这件事，却长期缺位？
“讲好中国故事”这项任务，按理说应当由那些拿着高额薪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占据学术话语高地的人文社科学者来完成。但现实却是，坐在高处的衮衮诸公，尸位素餐，长期沉溺于体制惯性与利益交换，要么忙着中饱私囊、要么里通外合，最终导致整套叙事始终无法被真正体系化、建制化。。
原因或许很多：利益相关，阶层视角的局限，方法论的贫乏，或者单纯的能力不足。
但结果只有一个——话语真空被其他声音填补了。
爱国本来是一种极其高尚、也极其严肃的公共情感，但正是由于专业叙事的长期缺位，它反而被司马南、胡锡进、牢A等人所占据，并逐步演化出一条以情绪动员、阵营对立来换取流量与影响力的赛道。
在我看来，这本身已是人文社科领域难以回避的集体失职；而更为丢脸的，是这些人不仅不作任何反思，反而频频跳出来反驳早已形成共识的主流舆论，以示自己“清醒”“独立”“不随大流”，仿佛只要站在反对面，就天然拥有了思想的高度。
早在牢A提出“斩杀线”的时候，我和一位远在伦敦的朋友聊天就说过一句话：
牢A只是个符号和情绪出口，真正应该看到的是，他的观点能产生影响力，根源在于，这是我们国家的人，第一次尝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正面挑战“西方先进性”的神话。
这并不意味着牢A说得对，也不意味着牢A的表达方式值得鼓励。但它意味着，某种社会心理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
所以，与其反复指责他“不够客观”“不够中立”“不够理性”“不够全面”，不如把这些标准，先拿去审视那些本应承担公共知识责任的文科教授们。
牢A叙事打的，不止有西方的脸，更有中国人文社科学界长期失职、失能、失语的脸。
但无论如何，通过牢A这一现象，我们至少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站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拐点上。
而这件事，对普通人的生活选择很重要，对投资判断很重要，对个人与企业如何制定未来十年的战略方向，更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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