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靳永爱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最近，人物杂志刊登了《素素的三次选择》，讲述了农村大山里的一位22岁的全职妈妈的故事。文章里提到一个细节：“成为妻子，成为母亲，是素素突然到来的命运。
初三那年，她爱上同班的男孩子，之后两人一起到惠州打工。本来只是谈恋爱，结不结婚再说。但自由的日子没过多久，19岁的冬天，她意外怀了孕。”
素素的故事是个例吗？今天我们推送钱岳和靳永爱的有关未婚先孕的最新研究。希望这个社会能给素素一样的女性更多的支持，让她们有能力挣脱“大山女孩宿命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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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人口转变下的“不同的命运”
以婚育推迟、同居上升、离婚增多、婚外生育增多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发生。这其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婚姻和生育不再被绑定在一起，表现为“婚外生育”增加。
同时，婚育行为又表现出巨大的人群异质性，比如研究显示，西方国家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更容易经历婚外生育。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她们在婚育行为上的差异，会进一步导致下一代获得资源的不平等。这就是普林斯顿社会学家Sara McLanahan提出的理论：“Diverging Destiny”（不同的命运）。
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相继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但是鲜有研究探讨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会给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以及他们孩子带来“不同的命运”。不同于西方国家，东亚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婚外生育比例低，结婚和生育仍被绑定在一起。但是，随着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转变，婚前性行为成为普遍现象，于是也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女性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的婚育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我与合作者利用生存分析中的离散竞争风险模型（discrete-time，competing-risk survival analysis）分析60后、70后、80后、90后的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她们婚前怀孕的概率如何变化。我们试图通过这个分析，考察“不同的命运”理论视角在中国背景下是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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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承担更大的婚前怀孕风险
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数据询问了女性详细的怀孕史、初婚时间，因此可以准确识别出几种类型：婚前怀孕，已婚但是未经历婚前怀孕和未婚未孕。
我们通常所说的80后、90后，在人口学上被称为“出生队列”。以十年为标准划分的出生队列是具有社会意义的，60后、70后、80后、90后的时代标签实际上也反映了这几个队列在行为、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我们最后分析的样本量是221,990位女性。
我们的结果显示，有婚前怀孕经历的女性占29.5%。分出生队列看，60后、70后和80后分别发生婚前怀孕的比例为27.3%、28.4%、36.6%，90后的则为24.9%。从60后到80后女性中，婚前怀孕比例的增加是非常明显的。但90后中，婚前怀孕的比例似乎较低，其主要原因是，90后在2017年调查时年龄最大的仅为27岁，最小的为18岁，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经历怀孕、结婚。这个问题在学术上称为“右删截”的问题。
我们使用的统计模型，则可以考虑右删截问题。统计模型显示，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发生婚前怀孕的可能性越高。
根据统计模型的结果我们将婚前怀孕的风险，根据女性的出生队列和受教育程度，画在了下面的图中。
这个图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模式：婚前怀孕风险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扩大。60后各个受教育程度在婚前怀孕风险上差距较小，而90后各个受教育程度在婚前怀孕风险上的差距明显扩大。90后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和高中学历的女性，远远比大专学历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更容易经历婚前怀孕。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初中及以下、高中两个群体都是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发生婚前怀孕的风险越高，而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两个群体并没有表现出队列差异，甚至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90后发生婚前怀孕的风险有所降低。
我们再回忆之前得到的结论，平均而言，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发生婚前怀孕的可能性越大，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上，越年轻队列中婚前怀孕比例的提高实际上来源于低受教育程度的人，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大专及以上）在婚前怀孕发生风险上不仅整体较低，而且并没呈现出队列差异。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很清晰地验证了“不同的命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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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应向低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普及
我们的研究发现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政策意义。
对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也是对第二次人口转变及“不同的命运”理论视角的重要拓展。“不同的命运”假设是在美国背景下提出的，是否适用于婚外生育极少的非西方国家一直是未知的，我们的研究验证了“不同的命运”假设，证实了这个理论视角的推广意义。
那么婚前怀孕对女性、孩子、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经历婚前怀孕的女性和伴侣，很快地奉子成婚，那这些婚姻更可能是计划之外的。那些因为婚前怀孕匆匆结婚的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感情如何？婚姻的决定是否草率？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为人父母？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能对以后婚姻的质量和孩子的成长有深远影响。
同时，我们的研究说明，婚前怀孕及其后果可能更多地伤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这对未来生殖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生殖健康服务提供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弱势群体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应该成为家庭计划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低教育的女性可能没有避孕的知识和手段，在亲密关系中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说服她们的伴侣采取避孕措施（比如佩戴安全套等）。我们的性教育不应该从“堕胎”开始！随着婚前性行为越来越普遍，学校、家长、政府应该更大力地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在很多大学里推广的“同伴教育”项目，需要面向初高中毕业的女工、男工推广。
参考文献
Qian, Y., & Jin, Y. (2020). Premarital Pregnancy in China: Cohort Trends and Educational Gradient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51(3), 273-291. https://doi.org/10.1111/sifp.12135
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副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