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陪女儿高考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得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
余华
高考落榜，在小镇当了牙医
……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所以同学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显得无所谓，落榜的同学一多，反而谁都不难受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报考，我不愿意再考大学，为此他们很遗憾，他们对我的估计超过我的信心，他们认为我能够考上大学，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希望，所以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迟子建
高考失利，却意外打开了阅读视野
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开始尝试写小说，是1983年。我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我联系，从而走上文坛。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前夕创作的，那是1984年。
读书不要功利主义，也不要形式主义，不要只盯着畅销书榜单，这是很危险的。不读经典就像你每天早上只吃维生素不吃早饭，这样会造成营养失衡。文化的传承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不读经典作品，你就不知道它的滋养会有多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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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
我的高考
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成绩“出人意外”的好：全班第三，属于超水平发挥，榜上有名。第四名就落孙山了。就是说，那年我们班上只有三人上了划档线。命运在关键时刻绽开了笑颜，我无法不感激命运对我的宠爱。但这只是在与我的同班同学相比，与众多上榜者相比，我的成绩还是很可怜：只比划档线多了三分半。那时高考录取的程序和现在不一样，所谓划档线其实是体检线，上了体检线的人依然有百分之十的淘汰率。不用说，如果体检人人过关，我这个可怜的成绩只能归入淘汰之列！
体检的前一天，一名大胡子军官悄悄来到我们学校，他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负责招生的领导，“工院”决定在我们县招收20名学生，我们学校领导热情地把他请来，希望他“关照一下”。结果，他挑三拣四，挑走了四名同学，都是高分的。自然不可能有我，我连大胡子军官这人都没无缘见识，只是知道这件事。
正在我落寞地羡慕之际，机会已经悄悄潜近我：原来拟定的20名人选中，有一半被军校严格的“体检线”挡在了门外。这个消息是秘密的，我是偶然获知到的。
那天天很热，中午休息时，我在医院楼下的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从楼里出来，他显然也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难，除非我们挨得紧紧的。见此情况，我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工院”负责招生的首长。我当即主动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线确实低了，虽然对我“印象不错”，但跟他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他无法给我机会。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喊我下午什么时候去哪里找他，听他答复。到了时间，我去找他，他正在看我的体检报告。完了，他抬起头对我笑了笑，说：“你要重新体检。”就是说，他已经把我纳入了他第二次拟定的人选中。也就是说，只要我的身体经得起他们军校的考验，我就是他们的人了。
我的身体很棒，绝无问题。就这样，大胡子给我签发了录取通知书。当通知书发到我们学校时，老师们都以为大胡子弄错了，张冠李戴了，专门把我叫去“当面对证”。大胡子见了我，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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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
高考作文与作文大赛
高考作文考的其实不是学生，它考的是老师，或者说，它考的是教育本身。它要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已经把学生们训练到什么程度了。教育说到底就是“格式化”，它是预备，它要为“自然人”最终变成“社会人”做准备，这是必需的。人总要走上社会，人和人总要交流，人和人总要理解，人和人总要协作——如何交流?如何理解?如何协作?训练相近的、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是一个捷径。如何才能训练相近的、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写作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训练手段。我想说的是，无论教育怎样改变，作文训练总是路径之一，它没有错，也不会错；这是社会的需要、生存的需要。生存就必须求同。需要调整的也许仅仅是“应试”的准则。但问题是，求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存异。这是教育的尴尬，也是教育的两难。
作文大赛的目的从来不是考验“教学成果”的，说得明白一点，它渴望观察的是同学们的真本性。我曾经做过一次涵盖面很广的中学生作文大赛的评委，阅卷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初中生的作文玲珑剔透，洋溢着才情，洋溢着稚嫩的性格。一等奖的名额只有三个，可是，我们每一个评委的手上都有四五篇活泼可爱的小文章，一等奖给谁呢?我们伤透了脑筋，每个人都在争，都有点伤和气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女孩，我没能为她争取到她该得到的。颁奖的时候我特地找到了她，我对她说，你真是太有才了。
可是，在高中组，坏了，许许多多的作文都面目可憎(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过于严厉的词)。众口一词，千人一腔，到处都是空洞的、正确的话。我看不见年轻的面孔，我听不到年轻的血液在奔涌，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和一个又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人——那是他们的语文教师。他们在拷贝或扫描他们的老师。这样做万无一失。万无一失的写作一定是天下最无聊的写作。这一届中学生作文大赛没能够产生一等奖，所有的评委都说，空着吧，我们的大奖是给高中生的，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荣誉授予一个年幼的副总经理。
我不能批评我们的教师，这不公平。我也不能批评我们的同学，这也不公平。在现行的教育体制里头，他们自有他们的压力。但是，这样一说我们的高中生们也许就明白了：作文大赛就是作文大赛。它不是高考的演习，它不是高考的预备会议。它是一个特别好玩的GAME。如斯而已。
资料来源：中篇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