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加拿大政治学家、国际关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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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抵用券项目达成了什么目标？结果喜忧参半，而且让人感到惊奇。该项目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成本效益，却极大地提高了接受教育的公正性。无论是市场的拥护者还是国家的捍卫者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两个世纪以前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率先提出，可以使用学校抵用券来作为教育制度结构激进改革的一种策略。潘恩建议，政府“作为税收减免，每年可以为所有贫困家庭中14岁以下的孩童支付4英镑，这笔费用从纳税盈余中扣除；同时要求孩童的父母必须送他们去上学，学习阅读、写作和通用算术：每个教区以及每个教派的牧师，必须为此目的共同指定一个职位以保证这个职责能履行”。
这个观点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熟悉：创建公共教育市场，方法是给学生父母抵用券，在他们选择的私立学校中使用；把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当作个体的“消费者”，教育者为“提供方”，政府则作为市场规则的监管者，而并非公立教育的直接提供方。通过竞争，市场会发起一场冲顶赛跑，效率低下者会被问责。为什么创建一个允许公共资金流向公共体系之外的私人提供方的市场呢？抵用券的倡议者们给出了两个不尽相同的观点。经济自由派一看到国家是初等和中等教育唯一的提供方就大喊“垄断！”他们指控说，一个垄断市场会带来各种低下效率，却没有确保质量的内置审查机构。他们认为，作为另一选择，一个教育市场能激发学校之间的竞争，提供优质教育的、成本效益高的学校能得到回报，而失败者会得到惩罚，即家长的“退出”。家长们会带着孩子离开那些效果不佳的学校，转向其他地方去使用抵用券，而提供的教育服务无法吸引足够多“客户”的学校则会被迫关张。“市场化”的思维方式以及“离场”的威胁会激励公共体系内的所有学校去提供想家长们之所想的教育，而且做到高效率。
其他人在对公共教育的效益低下（亦即效率低下）进行诘难时，看的是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他们认为国家的官僚机构已经被政治选民教师工会和职业教育者所控制，主要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服务。教育体系因此处处受限，无法对其提供的教育质量进行有意义的改进；官僚机构的动脉硬化已经严重到无法逆转，更别说治愈了。“官僚，”约翰查布（John Chubb）和特瑞莫（Terry Moe）说，“对学校组织有着毋庸置疑的危害。”出路在于对提供教育的机构框架进行彻底的变革。
支持抵用券的观点不仅仅抨击了公共教育的效益低下，其矛头同样指向了公共教育中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当前的公共教育体系，批评者声称，在提供平等机会的方面效率低迷。抵用券的倡导者认为，住在内城区的家庭既无法承担私立教育，也没有能力搬迁到拥有高质量教育的公立学校的社区。他们的孩子只能待在情况堪忧的学校里。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马尼拉到密尔沃基，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从台北到多伦多，概莫能外。在最为穷困的社区里，公共资金扶持的教育体系往往质量都不高，部分原因是资金来源于羸弱的课税基础，部分也因为内部效率低下。然而这些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上学。只要去开罗、圣地亚哥或者温尼伯最贫穷区域的一所学校看看，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形势是多么严峻，绝对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以上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观点可谓相辅相成。简单说来，抵用券倡导者的想法就是：特殊利益者控制的垄断组织能够回应（如果说它有任何回应意识的话）那些最能为他们的利益发声的人，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提供高质量且具有平等使用权的公共教育。择校的支持者认为，公共教育体系已经破败，仅通过增加开支或者鼓捣技术性细节是无法将其修复的。
想要躲开这场论战的喧嚣和口水，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抵用券使用的结果如何。最著名的抵用券实验始于密尔沃基。抵用券项目的目标很明确：它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穷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它是由州代表、非洲裔自由民主党人安妮特“宝莉”威廉斯（Annette “Polly” Williams）创建，最终得到了州长、保守的共和党人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的支持。很容易理解这两种迥异的政治议程是如何跨越意识形态界限融汇到一处的：密尔沃基内城区种族隔离势头的加剧导致了1976年对种族歧视法令的废止，迫使公交出行的广大白人搬迁至郊区，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有支付能力的家庭选择不搬家而让孩子就读于私立学校。如一位学校教育分析者所言，在密尔沃基，就好比在其他美国大城市一样，“虽然只相距数英里，接受的却是两个世界的教育”。
1990年密尔沃基采纳的抵用券实验计划有针对性，有一定限制，而且有内置的防范措施。只有收入为贫困线的175%或以下才有资格，现有的私立学校学生是没有资格的，而且使用抵用券的学生必须通过“摇号”来获得机会，这样学校就不能实施“撇脂战略”，或者说只选择最优秀的学生。这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一种平权行为项目。
那么密尔沃基项目成功了吗？这个抵用券项目达成了什么目标？结果喜忧参半，而且让人感到惊奇。该项目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成本效益，却极大地提高了接受教育的公正性。无论是市场的拥护者还是国家的捍卫者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从成本来看，密尔沃基抵用券项目并未获得多少实惠。总体来说，抵用券并没有降低成本。但是没有降低成本并不意味着密尔沃基项目就是效率低下的。如果接受抵用券学生的私立学校总体效率更高，如果在保持成本基本不变的同时这些私立学校能培养出学业成绩更为优秀的学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抵用券的使用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虽说具体情况存在争议，而且争议远未澄清，项目的结果却是好坏兼有：有些抵用券学生表现有显著提高，可许多毫无进步可言。在效率的两个维度成本以及效益上都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抵用券学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有更为优秀的表现。市场的拥护者可能会感到失望。
如果谈到公正，我们会发现情况大不相同。密尔沃基项目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重要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撤离公立学校而且拥有更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公共资金扶助私有机构显著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促进公平方面有着更高的效率，不过仅仅是在资金受到限制而且有针对性的时候。市场的批评者们就经常提及由竞争导致的各种不公现象。一个受到限制的市场带来了吊诡的后果，这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
密尔沃基项目能提高公正性，只是因为抵用券受到限制而且有针对性。如果把抵用券发给每一个人，早先在智利、后来在克利夫兰就是如此，不平等的现象就会强烈凸显：现有的私立学校学生会占有绝大多数抵用券。智利和克利夫兰的抵用券在提高公正性方面可谓效率低下。反过来说，允许公共资金无限制流动会加剧不公正现象，这恰恰是市场的批评者所期待的，也是市场的捍卫者所承认的。
公共资金流入到私立学校的情况是：只有抵用券有一定限制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收获。但是限制抵用券也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个体因其做出的决定给更大的整体带来的后果会催生各种社会困境。待在最穷困学校里的学生失去了为他们呼吁变革和进步的最有说服力的捍卫者：在最有上进心的父母退出后，留下来的人就失去了最能为他们争取、辩护的声音。在这一点上公民消费者与私有产品消费者是不同的。为了让其他学生能待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得牺牲多少机会？那些准备去读私立学校的学生得等多久才能等到他们的公立学校改进？这些都是艰难的问题，无法轻易作答。
对流向公共产品私人提供方的资金进行限制会产生其他社会难题，因为这是一种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形式，从历史上看，它曾导致了社会心理定势。抵用券学生身上会被打上烙印，对抵用券项目的政治支持也会烟消云散。而针对性的项目也容易让那些没有资格的人们心生怨怼：那些父母对他们当地的学校不满，可因为收入刚刚过线又没有资格获得抵用券，而通常他们也承担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在整个北美地区，这个群体相当庞大，在政治上不可小视。正是因为这股政治能量才推动了全民性的而不是针对性的抵用券项目的创立，给公平性带来了恶性后果。
加拿大学习了国际范围内的试验和经验。安大略省政府正准备在公共教育领域引入首个类似抵用券的项目。该省最近通过了立法，延伸了税收抵免政策，任何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孩子都可享受高达3500加元的税收抵免。“税收抵免，”C.D.豪研究所（C. D. Howe Institute）的威廉罗布森（William Robson）认为，“让父母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选择那些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的学校。”但他们是怎样的父母呢？只有那些付得起学费的父母才能享受这个减免政策。公共资金流向私有机构的方式导致家境窘迫的家庭遭到体系化的歧视。
安大略省引入等同于抵用券的税收减免政策的时候，正是该省在公共体系推行新的效益标准之时，但是私立学校在九年级之前是免于任何效益测试的。由于私立学校在小学阶段的效益数据缺失，我们无法得出结论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是成本效益高的。“我们现在将拥有的，”安大略省中等学校教师联盟（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Federation）无可否认，这并不是没有利益关系的一方指出，“是一个两级教育体系，由两级责任体系的税收支持。”此处非常讽刺。政府现在准备用公共资金来补贴家长，让他们把孩子从政府强加在公共学校的、并且坚称效益更高的课程里撤出来。在加拿大、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新西兰，政府已然把越来越严苛的课程要求强加在学校头上。学生为了增长知识想学什么的选择权已经被限制，父母对他们在公立学校体系的孩子们掌握了什么知识和技能的选择空间也越发缩小。与此同时，这些政府又引入了择校制度，使父母能够带孩子“撤离”公共教育体系，目的是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择校观。
*本文摘编自《效率崇拜》；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东方出版社）图书一本。
本书瞄准当今社会我们最关注，也最为追捧的概念之一——“效率”，对其提出大胆质疑。作者旨在破除后工业社会对效率的“崇拜”，引导公民用一种多样化的思维来思考如何维护自己的选择权、坚持问责制，同时也对国家的角色提出新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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