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芳，男，1939年6月生，黑龙江肇东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黑龙江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哈尔滨市中医医院院长及黑龙江中医管理局副局长。1961年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专业，第一、二、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三、四届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库专家，中国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医疗中心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老年医学会消渴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中医药学会会长，1979年被评“黑龙江省优秀教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终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被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授予“黑龙江省首批名中医”，1993年黑龙江省卫生厅授予“卫生系统归国人员科技进步三等奖”，2007年国家中医局授予“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优秀教师奖”，2014年国家中医局批准“卢芳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工作室”成立，并设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三楼名医堂。
卢芳从医56年，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坚持医疗第一线。他善于治疗疑难病，30年前就运用辩证与辨病结合的治疗理念，处方药味少而精，药量大而惊。在国内首倡“脾胰同治”法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脾胰同治法的提出为中医治疗糖尿病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匠心独运自成一派
卢芳在多年的医学实践和理论钻研过程中，在挖掘传统医学精髓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体系。
卢芳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一种朴素的唯物的辩证的哲学思想，在其与医学结合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更具有科学的内涵。因此，学习中医不可不精究阴阳学说之理。他对《内经》阴阳学说的论述颇有研究，博览各家的论著加以探讨，并运用现代科学及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阴阳学说科学性，同时列举八纲、八法、六经等强调阴阳学说在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以及辨证、立法、遣方、用药等各个诊疗环节中的指导作用。
卢芳将阴阳学说运用在临床实践中，他常引用“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生而泉源不竭”（《景岳全书・新方八略・补略》）之言来启迪后学。他临证时制方用药亦遵循上述原则，总是从调和机体的阴阳入手，并结合每个病人的特殊情况来处理，每每能获取良效。如他用祖传秘方还春口服液治疗性功能减退，他认为性功能减退属老年气虚者，气不化精生阳所致，肾阳不振，导致阳痿，在研制的还春口服液中偏重人参、汉三七、取人参益气生精，汉三七补血活血，人参、三七一气一血，一阴一阳，气虚得补，血滞得通，气血调和，阴阳自平，即“阴中求阳，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之意，这才是治疗本病之本，打破了传统治疗阳痿惯用壮阳的格局。
卢芳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和理论。
首倡脾胰同治法治疗糖尿病并发症
卢芳认为糖尿病病变在脏腑主要责之于脾，由此在国内首创了“脾胰同治法”，临床疗效卓著，尤其是对有并发症者，更为标本兼治之法。
糖尿病在古代中医典籍记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丰富而且完整。对此病的认识，大都认为与肺胃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并分为三消，消渴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尿频量多为下消。卢芳认为这种提法有偏颇之处，他经过反复观察，认为病在脾上。卢芳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胰的功能可归到脾上，所以说胰有病就可以看成是脾有病，糖尿病的症状确实有脾的症状。卢芳认为糖尿病是因脾气虚弱或脾气呆滞而引起水谷转输运化失常所致。
继承“鼻通于脑”理论创新中风给药途径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鼻通于脑”。《灵枢》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注于面而走空窍。”这说明鼻腔给药通过经脉循行可达脑髓。现代医学对鼻黏膜、动静脉、脑及脑脊液的关系也提供了确切的给药依据：鼻腔内具有纤毛上皮黏膜，黏膜下生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及淋巴网络，十分有利于药物的吸收。鼻腔上部有筛板结构，其周围充满脑脊液；同时鼻腔上部的静脉与海绵窦和上矢状窦相联系，上述两种解剖关系都说明鼻腔给药可直接进入脑脊液。
由于鼻腔给药直接吸收进入脑脊液，避开了“血脑屏障”的阻隔，直接作用于靶向组织，明显减少了用药量，可保药物有效剂量。鼻腔给药避免了口服药物经过肝胃的首过效应，因此生物利用度高，给药方便。
中风鼻溶栓是卢芳数十年的经验方剂，通过现代工艺技术提取而成，具有活血通络、醒脑开窍的功效，适用于脑动脉硬化、脑萎缩、脑梗死、老年性痴呆等病。该产品于2004年获黑龙江省中医科技进步奖。
大剂量川芎治疗头面部神经痛
卢芳对头面部神经痛方面的研究颇具特色。他曾经接诊过一位久患三叉神经痛的老人，老人把过去治病所有的药方全拿来了，足有20多张。卢芳仔细研究了这些中药方，全是治疗偏头疼的药方。既然那些药方已经证明对病无济于事，那么，再开下去肯定还是于事无补，必须另辟蹊径。他一头钻进图书馆的资料堆里，在《名医别录》中看到这样的论述：“川芎，专治面上游风去来，目泪出，多涕唾，忽忽如醉。”卢芳觉得，这是古籍中对三叉神经痛最为贴近的描述。再看患者治疗偏头疼所有的中医方剂中都有川芎，分析了病人过去治疗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主要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有效量不够，另一个是配伍问题。因此他加大了川芎剂量。卢芳决定突破禁区，但不能让病人去冒险，就在自己身上试验，逐步加大剂量，一直加到50克。之后，这位老人仅用了卢芳的3剂药，可怕的疼痛很快消失。老人开始主动把与自己一样受到三叉神经痛折磨的病人介绍到卢芳那里。于是卢芳的诊室里多了一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群体，每天病人络绎不绝。川芎治疗头痛是人所共知的，卢芳认为川芎剂量小则达不到效果，对偏头痛、三叉神经痛、枕大神经痛等头面部神经痛最低用量为50克，多则达100克。
他认为理论的正确与否不在于理论本身能否自圆其说，能否天衣无缝，而在于能否经受实践的检验。如在治疗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时，则强调滋阴潜阳之法，认为本病阴亏肝旺，由于肾阴虚致心肾不交，由于肝阳旺而致肝脾不和，心肝脾肾俱病，其主要脏腑为肝肾，自拟四生饮，用生地黄、生白芍、生龙骨、生牡蛎以滋阴潜阳，重镇安神。他对前人的方剂不是照抄照搬、锱铢不变，而是灵活运用、化裁创新。所以他在方剂的应用上很有建树，如用《伤寒论》的炙甘草汤治疗席汉氏综合症（虚劳），而不限于伤寒论（原文是：心动悸、脉结代，炙甘草汤主之）。将仲景的真武汤并附子汤合方治疗寒湿痹症，而不限于水气病等。
任何科学，都需要依靠辛勤的劳动和正确的辩证思维方法。卢芳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名震海内外，成为一代名医，除了具有博大精深的医理知识和丰富独到的经验之外，与他的敏捷的辨证思维方法是分不开的，他在实践中看到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中医临床医生，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往往按“十问歌”去问诊，问完也没得出主证。卢芳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归纳总结了一辨证程序歌：“望闻问切抓主证，脏腑学说把位定，找出某脏为主导，再用八纲去定性，卫气营血与三焦，经络循行与六经，结合气血与痰饮，高度概括成证型”，这样才能使辨证纲举目张，条文缕晰。
辨病辨证中西合璧
卢芳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观点，内含有两层含义：一为既要为病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二为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相统一。西医通常寻找有效方剂与药物，希望能找到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有效方药，因此，努力于为病寻药。中医则强调辨证论治，用辨证的方法用药而不拘于一病一方。卢芳认为两者不能偏废。辨证论治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和动态观念上，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认识疾病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不是为寻找唯一的致病因素，而是多元的衡量某一方面的主要问题，以此主要问题作为治疗依据。
卢芳在治疗急难重症时，往往病证同辨，急、难、重症，病情复杂，表现多端，认证困难，救治棘手，常非一法一方能效，对此力求稳中有细，缓中有急，既不可图一时之快，治标弃本，也切忌恋本耽时失标。细辨病证轻重，既辨病又辨证，既坚持中医理论原则，又灵活应用西医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运用临床，酌情用某些有效的药物，确不失为良法。如卢芳治一例扁桃腺癌患者以辨病为主，因病施用大剂量解毒清热、抗癌消炎的药物，如金银花、败酱草、山慈菇、紫地丁、板蓝根、天花粉、玄参、菊花、丹皮、白花蛇舌草、大青叶、蒲公英、栀子、元胡、郁金等。根据情况，出入加减，配合中药漱口剂和西医放疗，使病情得到控制、癌肿缩小、症状消失，已五年余未发。卢芳认为癌症当以攻邪解毒为主，扶正为辅，癌毒去，正才可复，毒邪不去，内里不安，正也不易扶。如非扶正不可，其用量亦轻，或以饮食扶正即可。视病情辨证、辨病交替或同时使用，相机出方用药。
继承不守旧贵在创新
卢芳认为祖国医学源于远古，历经各代，不断发展而成，要振兴中医，首要继承，但非守旧，重在创新。《素问・至真要大论》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有者求之，继承之意；无者求之，创新之属。一是要认真整理研究中医文献资料，对于古籍经典详加校正、疏义注释，并予熟读深思，领会其理论真谛；二是要把理论研究和临床、科研实际紧密结合，使之相得益彰，同时要整理研究近代老中医医籍及临床经验，掌握其治疗疾病的独特之处。他反对那种理论脱离实际，只强调理论，反对轻视实践的纯理论继承，更不主张治学只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