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男，汉族，1916年1月出生，上海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34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持论伤寒温病学说于一体。
他以“人学”至理，倡“文化大道”，展一代鸿儒大医风范。
人生苦短 学问无穷
他酷爱读书，医儒并修；他涉猎广泛，博采众长；他勤求古训，融会新知
裘沛然一生酷爱读书，居所多置书橱，藏书逾十万卷。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后来致力于医学，但阅读求知面远不局限于医籍。他的藏书中文史类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差不多占到一半。他常说，“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读书之趣得之于少时机缘。裘沛然1916年生于浙江慈溪，7岁始入私塾，11岁就读国学专修馆，先生施叔范是当地硕儒，博学通达，仁爱好施，而督学甚严，要求他熟诵经史百家、唐宋词章。午夜一灯，晓窗千字，习以为常。业师的品格风范和教育启迪，让年幼的裘沛然初窥国学之门径，并虚心好学，手不释卷，循序渐进。
13岁时，裘沛然于念书之余跟叔父裘汝根（广西名医罗哲初弟子）学习针灸。除了经常侍诊左右，对针灸要籍、中医经典，他都择要背诵，渐次粗通医理。
裘沛然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割据，世事纷乱，复古、崇洋，各走极端。均与他经世致用之志不合，遂把人生理想寄托于医学一途。1931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埋头读书，浸淫于医学和国学典籍。
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他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
他读书不限于课程安排，而是杂取百家。单以伤寒一类而言，就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如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旁及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另如金元四大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但他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对于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有关书籍，亦曾粗加浏览。在国学方面，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亦择要选读。
无论课堂听讲还是随师侍诊，他还喜抄录笔记，以为反复阅读揣摩之用。他曾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到后来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了《读医抄本拾遗》，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4本抄本，均是他70多年前抄录而仅存的笔记讲义。当时他还整理了丁济万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同学一时传抄。
读书和临证的用心，使他掌握了丁师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同时，他又常请益于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受益匪浅，日见长进。
1934年，裘沛然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数十年来，读书仍是他最大的爱好。徜徉于医学之林，使他辨识百家之长，探究其微言大义，每多领悟。而医学之外的知识，则让他有大道相通之慨，触类旁通之能。
他在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做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２００余种治病方法。而在年过八旬之后，复阅二十四史和古今载籍，为写作《人学散墨》多举例证，增强说服力。
诊治难症 独出机杼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养生“一花四叶汤”
裘沛然临床经验丰富，对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总结的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可谓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在医学界引起热烈反响。
他认为，疑难杂症缠绵难愈，有五方面原因。一是人体正气表现十分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二是病邪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三是病情复杂，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四是病邪深痼，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五是患者失去信心，精神崩溃。
因而他提出，辨证仔细，分析全面，才能制定正确治疗方法。一是养正徐图法，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二是反激逆从法，如在热盛火炎的病证而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入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三是大方复治法，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四是内外通贯法，根据脏腑经络为一整体、营卫气血周流内外，将中医外科学许多名方应用于内科疾患。五是培补脾肾法，着重调补脾肾。六是斩关夺隘法，在邪气盛实，正气未衰的情况下，果断投以峻厉祛邪方药。七是随机用巧法，医者运用巧思，投药紧扣病机以取捷效。八是医患相得法，医患精神糅合为一，使病人精神安定，激发抗病正气。此外，他还善用古方治今病，用方知常达变，讲究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在巧，关键在博。
裘沛然在学术理论上，搜百家学说，在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经络的研究、养生学说、中医药学术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见解。
他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针对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他从病证概念到实际内容进行研究考证，指出“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问题，他提出，“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经络担负着传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他指出，经络除“点”、“线”相连之外，还应当从它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论及养生之道，裘沛然认为，养生贵在“全神“，最重要的是养心。他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体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养生“一花四叶汤”，一花，即指身体健康长寿之花；四叶，即一为豁达，二为潇洒，三为宽容，四为厚道。
针对中医药学术的基本思想，他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中医学的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探索人体生命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传承学术 传播文化
他教书育人，强调德才兼备；他建言献策，为中医发展鼓与呼；他著作等身，主编出版书籍42部
裘沛然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和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教材，他就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等６部针灸学著作。裘沛然数次受命卫生部参加和主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工作，出色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改任务。他勤于著述，主编撰写出版中医论著42部。
在教学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中医“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以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卫生部领导和中医界的赞同。适值“文革”肆虐，旋成劫灰。
他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而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他说，为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对师长要尊敬，对同道要谦逊、真诚、宽容，对后学谆谆诱导，热情教诲，对病者一视同仁。
他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希望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培养、提高道德品格和素质修养。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纲要。
进德以促修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过去带教实习期间，他总是不论早晚，不避风雨，上门救治危重患者，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如今年逾九旬，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在医院内亲自诊疗，在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在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即使有时身体不适，病卧在床，仍坚持为患者把脉处方，令病家感动不已。
裘沛然还经常组织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并多方加快呼吁中医药立法工作。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