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痿证的记载，首见于《内经》。《内经》奠定了痿病的理论基础，其中《素问・痿论》则是讨论痿症的专篇，该篇论述到“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指出痿证发生亦与奇经之冲、督、带脉有关。《灵枢・大惑论》指出：“……邪中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歧，视歧则见两物。”这里的视歧即为重症肌无力中眼肌型中主要症状之一“复视”的最早记载。
《难经》扩展了《内经》关于本病的内容。书中论述了痿证的临床表现、传变规律和预后。如《难经・十四难》日：“一损损于皮毛……，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也……，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睢目候》云：“目是脏腑之精华，肝气之外侯，然则五脏六腑之血气皆上荣于目也，若血气虚则肤腠开而受风，风客于睑肤之间，所以其皮缓纵垂复于目，则不能开，世呼为睢目，亦名侵风”，这也是重症肌无力中眼睑下垂的描述。巢氏明确从外感内伤两方面分析病因，《诸病源候论・风身体手足不随候》即论述其主因是外受风邪，内由脾胃亏虚，并运用脏腑经络理论，对其病理作了阐发。
明代对痿证病因学的讨论比较深入，王肯堂《证治准绳》中认为“谓一物而目视为二，即《内经》所谓视歧也，乃精华衰乱，……病在肾胆，……而阳光失其主倚，故视一为二”。指出了复视的病因病机是肾胆元精亏虚不能上承于目，以滋神光，阳光失其主倚，精气散乱，约束无权所致。《景岳全书・杂证论・痿证》指出，痿证“元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者，亦不少矣。若概从火论，则恐真阳亏败，及土衰水涸者，有不能堪，故当酌寒热之浅深，审虚实之缓急，以施治疗，庶得治痿之全。”治疗中以“鹿角胶、鹿角霜为主，这种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彦纯和刘纯所著《玉机微义》中指出在用药治疗痿证的同时，应注重痿证的饮食调治和生活调理，这对今天痿证的辅助治疗和护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清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有着很大的飞跃，突破单从五脏论治痿证的途径。《清代名医医话精华・徐玉台》有“筋痿、骨痿，皆属奇经络病”之语。林佩琴所著《类证治裁》中集各家论痿之说，阐述了痿的虚者，主要论述了肾虚致痿和奇经八脉虚致痿，认为肾虚当分阳虚和阴虚；奇经八脉虚主要是肾督阳虚、太阳督脉虚和跷维不用。前者需治肾阳虚，太阳督脉虚用香茸丸理腰脊，后者用橘络、木瓜等药温行流畅奇络。张锡纯为最初倡导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强调胸中大气虚在痿病发病中的作用，“盖大气旺，则全体充盛，气化流通，风寒痰涎，皆不能为恙。大气虚，则腠理不固，而风寒易受，脉管湮淤，而痰涎易郁矣。”创立论痿大气说。另外他还指出马钱子“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