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与张季鸾笔战
寄语：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波及天津。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还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后来周刊又改为日报，取名《民力报》，他仍任主编。
1926年，王芸生从天津来到上海，与秦邦宪(博古)合编《亦是》、《短棒》等周刊。1927年春节前因老母病重，他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写社论。
1927年3月，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的社论中声援第6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则发表文章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
第二天，即4月2日，《华北新闻》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文章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后，就传话王芸生，希望会晤。此次见面，也就是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
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因与老板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他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写了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与《大公报》连在一起了。
进《大公报》后，王芸生先任地方新闻编辑，次年编辑《国闻周报》，以"草人"为笔名编写国内外大事记。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3天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
"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
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的档案[renwugushi.com]。在多数未经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搜寻，精选细择，有时竟通宵不眠。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从1932年1月11日起，王芸生在《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王芸生在写作过程中，还曾走访史学界和外交界前辈如袁同礼、王希隐、胡馨吾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成书出版。 《大公报》从汉口迁到重庆后，张季鸾的肺病日益严重，编务逐渐交给王芸生处理。张季鸾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 甫到重庆，王芸生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来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军委会还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张季鸾闻之，赞扬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模范。
实际上，张王二人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看法都一致的。例如1940年夏，四川粮价连续暴涨，老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于该年6月29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然而张季鸾读完这篇社评后说:"芸生，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两人表现出了不同的个性和态度。
张季鸾向以"老谋深虑"著称，他写的社评能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章常有对仗的警句，以理服人。而王芸生的文章则如江河奔泻，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张王互相辉映，蔚成《大公报》社评的特有风格。
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 张季鸾临终前留有遗嘱，一感念中国抗战大业未竟，二感念《大公报》事业。9月8日，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敬悼季鸾先生》。
在张季鸾两周年忌日，王芸生又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交流》一文中说:"我与季鸾先生相识十四年，同事12年，高攀些说，可算得'平生风仪兼师友'，但我自忖，还不够给季鸾先生写评传的资格，因为我所认识的季鸾先生还仅仅是他人格与事业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王芸生始终在搜集张季鸾早年的资料，一直想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