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人物简介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岩，又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天津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之洞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中顺天乡试解元。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1]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政治上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导建立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工业方面，张之洞还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
光绪三十四年（1908）11月，张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著有《张文襄公全集》。
主要成就
改革教育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担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兴办湖北工业。他认为，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是中国人才匮乏，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工程师和技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张之洞重视基础师范教育。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的师范教育行政体系取得较大的发展，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湖北的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修筑铁路
督办铁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西洋富强，尤根于此。”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1898年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年）4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学习法律
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学习西方法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与刘坤一合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的具体措施。但是学习和采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学为体”，中法的根本原则不能动；“西学为用”，西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学。早在清末修律正式开始之前，张之洞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并同袁世凯一起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
张之洞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奏的《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关于刑法改革的九条意见中，便参考了西法，提出了“重众证”、“改罚锾”、“教工艺”、改良监狱等具体改进方法。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为处理在华外国人案件的法律根据；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需要。后来，张之洞还主张聘请各国律师，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为中国编撰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说制定此四律是“兴利之先资”，“防害之要”。
教育思想
张之洞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为代表。清代的传统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寓与书院，乾嘉以后，由于经费不足，教官失职，不少地方学寓逐渐停废，书院成为主要教育机构。但这些书院大多数只是考课，没有讲学色彩，与经世致用学问脱节。为此，张之洞开始重视引导书院讲求实学，于1869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所研习的多为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同治九年（1870年）学政任期已满，在卸任回京之际，得湖北士人好评，张之洞感慨赋诗：“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renwugushi.com]。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同治十三年（1873年），张之洞又奉旨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官，9月任四川学政。入川后他发现四川的科场作弊、世风日下现象严重，便采取措施，清除科场积弊，整顿士林风气。他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
重视西学
在继续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书院改革以两湖书院为代表，开办的新式学堂以工艺学堂、自强学堂为代表。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都司湖经心书院旧址，创办了两湖书院。书院学生定额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特定商籍40人，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宗旨是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之才。1896年，张改革两湖书院，仿照西洋学院，每日上堂讲课，教习按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课程则改为经学、史学、舆地与时务四门，同时设立院长，负责讲明经济。张之洞也比较重视对学生学习的管理和思想之控制。1902年，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科为八门，成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学生则由原来的240名减至120名，初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秀生升入高堂学习，入校者必先补普通学科一年，习专门学科三年，然后出西洋留学一年，共五年毕业。两湖书院从一个传统的书院演变成一所新式学院，又随着西学课程的增多而终成一新式学堂。张之洞在1898年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改为学堂时虽提出“两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但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西学”课程，结果，一些学生却最终“离经叛道”，从事革命活动。
经学成就
精通儒学和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和“经世致用”。24岁那年，张之洞在一首叙辈诗中写道：“仁厚守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这不仅表明了其“通经致用”思想的形成，也预报了他今后所要从事的事业。在出任封疆之前和之初，他振兴儒学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张之洞撰《书目问答一卷》
（一）广设书院和义学，扩大儒学传习范围。任学官时，张之洞在湖北和四川分别设立了经心书院和尊经书院，从书院带“经”的名称上，其用心可见一斑。初任巡抚时，他更是大展宏图，提倡“减社钱以广义学”，“免差役以尊学校”，“清学田以复旧章”，“筹经费以修书院”等等。
（二）编纂《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论学教士，培养儒学学术种子。这两本书均成于1875年，当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内。在这两本书中，他阐述了“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为青年学子指点学术门径，充当“老师”，显示出为一般封建官僚和腐儒学究所难以企及的学术视野，成为晚清振兴和光大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的有力工具。
（三）提倡并带头印刻学术书籍，为士人研习儒学提供方便。在《书目答问》中，张之洞曾专列“劝刻书说”，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张之洞喜欢研经，据他晚年自称：“生平于易、礼、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归里，著经说数种，而事与愿违，颇以为憾。”他认为，致用之道，学有多途，但必须首先“通经”，因为为学要“有本”。这“本”，“学人因谓之根柢”。“苟有其本，以为一切学术，沛然谁能御之，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其势然，其序然也。”
藏图成就
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也有特殊贡献。任湖广总督时，先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并相继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相继开放。又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尽极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亲自选定馆址，购江南著名藏书家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并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请派编修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并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卓著。张之洞家藏古籍亦富，仅宋元之本有数十种，在京师时，每去琉璃厂，满载而归。藏书家傅增湘曾收藏有流散出来的旧藏。其书、文、函、牍、电稿等辑为《张文襄公全集》，共100余卷。
目录学
张之洞精通目录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四川学政时，写有《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科学时文和有关程式。光绪二年（1876年）写成《书目答问》，是一部列举了2200种书籍、以指示治学门径的书目。着重收录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的学术著作，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类，类例不拘守于《四库总目》，阐述了读书研究、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的关系，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绩的价值，丰富了古典目录学的内容。
书法成就
张之洞工书，书法苏轼，深负盛名。其也擅“米体”，笔力遒劲，俊迈豪放，跌宕有致。张之洞曾向张佩纶私授“书诀”，称“即于两字求之，结体求丰，用笔求润”，自然丰润，笔意开展，便是他书体常见风格。
人物评价
清廷上谕：①公忠体国，廉政无私。②提倡新政，利国便民。
谭嗣同：“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
叶景葵：“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
《清史稿·张之洞传》：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
《大公报》：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批评他：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
《申报》：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新闻报》：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
孙中山：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毛泽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继熙：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
苏云峰：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伟大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