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为晚清民初硕学通儒，是我国近代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者，术和艺术内容十分广泛，且多有创发，王国维评价为“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是“继承前哲”又“开创来学”，在近代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是有清以来三百年学术集大成者和继往开来者。
四尺对开花鸟画
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一样，沈曾植主张变法，如训练军队、修建铁路、创办学堂、开设银行等，他都提出过自己的主张。与康有为的激进变法不同，沈曾植提倡的是“先布新，后除旧”——渐变的革新主张，在《与陶制军书》中，他说：“先布新而后除旧者人情安，先除旧而后布新者人心危。”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沈曾植则表现得极为保守：“学事茫无措手，愚管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而以道德为学界天职，匡济为政界天职，幼童不必使崇拜欧风，中学以下不必另比较中外。”口修铁路可以“假英款”，训练军队可以请洋人，而在教育方面，却是“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他甚至把对本国文字的应用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沈曾植对西方的历史，时局，名物制度是熟悉的，对西方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措施，他都能够接受。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最后的核心，沈曾植以艮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文人，却表现出惊人的顽固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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