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资料网jinan心理咨询专家 仝鸣
公民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正在转轨转型,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的变革必然对培养人才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道德教育领域,我们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关注人的需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进行主体性道德教育,它体现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与明显的时代特征。然而,长期以来,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现象一直非常突出,并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学术界以及各级教育机构的广泛关注。
当前道德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相似的内容以雷同的方式重复过多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各种感觉都能发生适应的现象，在同一外界刺激持续作用下感受性会发生变化，表现为感受性的降低或提高。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孔子家语·六本》），说的就是这种嗅觉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温水煮青蛙的故事说的是温度觉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当我们的教育者几十年都在用雷同的方式重复相似的内容时，大众的感受性就会降低，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原本高尚的道德情操也难以在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种一成不变的教育方式还会令大众产生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是一种心理抗拒反应，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正常的心理机能，它是指个体用相反的态度与行为来对外界的劝导做出反应的现象。典型的逆反心理有三种：超限逆反、自我价值保护逆反和禁果逆反。在此主要表现为超限逆反。超限逆反是机体过度接受某种刺激后出现的逃避反应。对任何刺激，包括能给个体带来巨大满足的刺激，人的接受性都是有限的。如果过度，对个体是一种压力，甚至是伤害。个体就会采取措施逃避刺激。每天山珍海味一定使人倒胃口，教育者的喋喋不休也会让被教育者不胜其烦。摆脱产生快感，不管要摆脱的事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大众的心理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因此，就需要我们的教育者与时俱进，不断尝试开拓新方法去适应新形势。
二、回避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尖锐矛盾
中国人历来讲究“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说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章》）老子也说过：“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心理学家曾对交谈中言谈与行为传递信息的效果进行过因素分析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所能传递的信息只占全部信息量的7%左右，其余信息通过目光、面部表情、姿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行为方式传递给对方。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是和他本人事事率先垂范分不开的。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拜金主义盛行、社会公平亟待建立、官员腐败有待遏制。作为教育者，如果不能以身作则，把道德教育看做只是针对一部分人的事，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义务，那么在这一领域的话语力度是有待商榷的。
另外，人是一种高级情感动物，当认知与情感发生冲突时，行为选择的方向往往与情感一致。例如，每个孩子都明白努力学习的重要性，但当他（她）与家长、教师的关系不融洽时，有相当一部分孩子的选择就会与家长、教师的意愿背道而驰。也就是说，教育的效果会因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亲疏而截然不同。如果教育者平时真心为被教育者着想，急他们所急、难他们所难，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切实为他们解决工作、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不拿冷冰冰的管理制度作为自己脱离大众的借口，那么，教育的效果就会大大提升。当前，我国各方面工作都在与世界接轨，探索建立标准化操作规程，但是，作为教育者应该明白，管理制度的执行可以学习西方的铁面无私，执行制度的态度却不能抛弃传统的通情达理。也就是说，原则要坚持，态度要和蔼，要温柔地坚持。
三、把教育当成说教，没有摆正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
教育就是激发人的最佳潜质，意味着把本来已有的美德“引发”出来；而说教则是教育者居高临下，没有把被教育者放在同等的地位，没有把每个人都当做平等和自由的个体看待，不相信他们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把人作为空的容器给予灌输，更有甚者视作肮脏的垃圾箱给予清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者常常以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它的标准用词就是“应该”，这个词往往带有羞辱的意味，通常会引起愤怒和反抗，也就是说，会引起被教育者的自我价值保护逆反。自我价值和尊严对人的生活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外在的劝导或影响威胁到人们的自我价值的时候，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进行自我价值保护，对外在的影响起反向的反应。教育者站在权威的立场上批评或否定被教育者，不留面子，被教育者由于自我价值保护逆反，就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和教育者闹别扭，以显示自己的自尊和力量。所以，要有效地说服别人，就必须给别人留面子，维护他们的尊严和价值。
其实，儒家传统思想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我们的“至圣先师”（ 《礼记·中庸》、《礼记·文王世子》）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开创平民教育之先河时就说过“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他对学生总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经过几千年的沿袭与变革，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不知何时被疾言厉色所替代。作为教育者应该意识到，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人，相信人有自我向善的能力。每个人都可视为一座丰富的矿藏，蕴含无可估价的宝石，教育者应该做的就是使这些宝石显露光芒，人类才能因而获益。
四、教育内涵与教育形式脱节，一味追求所谓最高道德准则
道德，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概念，其具体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道德的核心内容从来没有变过。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会把诚实、正直、团结、慷慨、忠诚等品质视为美德，而不会宣扬虚伪、狡诈、欺骗、分裂与自私。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教育的内涵与形式渐渐脱节，往往忽略了内涵而只关注形式，这也是人类的通病、人性的弱点。因为形式的东西可操作性强，便于衡量，也便于考核。可是，一个人到底比另一个人诚实多少、另一个人又比这个人正直几分，难道是靠考核标准能衡量清楚的吗？谁又能保证一个人抛家弃子、埋头工作是无私奉献而不是另有所图？所以，不是任何事物都能用标准化模式来管理的。我们只能考核工作绩效的优劣，而无法考核道德情操的高下。
人类的最高道德标准当然是无私、忘我、全身心地为他人奉献，这也是每个人生命的终极追求。但是，这个目标普通人是无法一步达到的，就像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一样，道德教育也应该分为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两个阶段。平民教育就是教育人做一个寻常的人，在乎自己也关心他人、为自己谋利益也为社会尽义务，工作与生活兼顾、内心与外表平衡，做一个遵纪守法、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正义感的合格公民。只有做到了这些，更高境界的舍己为人的精英教育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可我们的教育没有从底线道德出发，一味追求所谓最高道德准则，造成许多人为了符合各种考核标准、为了迎合领导意图、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了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事，结果最高的没有追求到，最低的也没有把守住。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盛产伪君子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五、抛弃了传统，又尚未把当代最新的科学发现引入教育
中国是传统的文明古国，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具体地说，就是在公元前八至前三世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德国学者Ｋ·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所创立的中华文明的最高峰——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其中以儒家和道家最有影响力。中国的古人一直都是一手儒、一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是历代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正是他们才使我们的文化命脉代代相传。当然，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任何文化都免不了被统治阶级改造、利用，被大众误解、讹传，其中存在许多封建糟粕，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理由。中华民族的延续依靠的是文化的传承，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如果文化消亡，精神不存，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宇宙的探索不断外扩，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日益深入。当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发现，令世界上许多科学家惊叹，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特别是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愈发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相吻合。不管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还是东方的古老文化、不管是理性的自然科学还是感性的人文科学，其原点都是唯一的：生命的最终目的是舍弃小我、无私奉献，就像一滴水珠汇入大海才能找到终极的幸福。但这些最新发现尚未被引入道德教育，我们的教育者尚未意识到人类所有的科学发现和道德目标的最终指向是一致的，而只会简单地说“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理由不充分的禁止反而会激发人们更强烈的探究欲望，被禁食的果子特别甜，被禁止的事情偏有人做，这就是禁果逆反。探究未知，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而对事情简单地禁止，那么该事物会对个体产生特别的吸引力。某些电影、书籍越禁越畅销，就是禁果逆反的巨大作用。道德取向亦是如此。
今后道德教育工作的改革思路
一、 由单一从社会学视角转为加入心理学视角
社会学的视角是宏观的，试图将人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去理解；心理学的视角是微观的，主要从个人因素入手 ，去探究一个人行为的缘由。以前我们习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道德事件，惯常的视角如贫富差距、社会压力、宣传效应等等，但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每个人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渺小的，我们无法改变他人，更无力扭转时代潮流，这一视角容易让人埋怨社会、推卸责任。而心理学的解读则有一个更集中的角度，即一个人童年时在与父母等重要亲人的互动中形成的病态关系模式会持续到成年，影响他（她）的道德选择，社会对此并没有多大的直接责任。
这样一个角度，或许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快，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相。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不仅成人群体，儿童一样面临严峻的形式。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1800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这样的数据，怎能不让人触目惊心！作为构成社会最小单位的“人”如果出问题了，那么家庭又会好到哪里去呢？实际上，有统计显示，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多数发生在家里。家，被称为港湾，是爱的主要传递者，但也是恨的主要传递者。如果我们的无数小家病了，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性，就会显得尤其可怕。个人内外失衡、家庭矛盾尖锐，那么在单位怎能安心工作？整个社会的和谐又从何谈起？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人性之所以出现扭曲，多数是因为受伤太重。而在心理治疗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爱的力量。正如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言：人之所以恶，是因为想为善而不能。心理学的视角就是要告诉人们，如果说社会的洪流是污浊的，那么每个人都往里倒了一盆脏水，作为教育者，只有用爱的力量使盆里的水归于平静、污浊沉淀，才能还社会以濯濯清流。
二、由单一向外看的视角加入向内看的视角
既然社会的弊病是由于人性的扭曲造成的，那么还人以向善的本来面目就是最好的治病良方。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向外看到人所处的外部环境，还要向内了解人是什么、人性又是怎么样的。自古以来，人类就存在一个认知盲点：对自我不了解。所以，向内看的问题对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来说都是一个终极问题。西方哲学追求的最终境界是“认识你自己”（相传是镌刻在古希腊宗教中心戴尔菲阿波罗神庙墙上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而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庄子），就是人跟自然的和谐程度越高，就越达到至善。但向内看是很不容易的，人实际上不愿意向内看，因为向内看太麻烦。每个人都有着顺从天命、活一天是一天的惰性，而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所以不愿意向内看。另外，向内看很痛苦，会把人不愿意正视的真实自我展现并剥离出来。所以，先是不愿意向内看，然后是不忍向内看，这都是人的惰性决定的。但是，要让每个人都归于平静、回复自我，又必须向内看，这是修身的唯一途径，别无他路。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向内看的工具。
千百年来，什么都变了，就是人没有变，人的本性没有变，而所有的思想都是从人的身体中发出来的。因此，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天底下最高的学问始终是研究“人”的学问，而中国文化更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儒家讲究凡事不要“怨天尤人” （《论语·宪问第十四章》），而要“反求诸己” （《孟子·公孙丑上》）。比如《大学》讲至善，但最后要落到人心的静与定；《中庸》讲太过与不及，实际上都源于脏腑功能的不谐调。中医理论认为，人的身体结构及功能即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医学又是人类学中最高的学问。所以，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从医入道”、“道以医显”。而《道德经》则是一部揭示宇宙奥秘的奇书，它告诉人们通过个人修身养性，放弃自私的小我，就能融入广袤的宇宙，与自然之道相合，从而依据“道”的需要去做事，而不是从自己的欲望出发，随之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又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它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而这些都离不开个人品德。我们倡导以人为本，这“人”不是抽象的人，不只是集体的人群，而主要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因此，只有重视个人品德教育，道德教育才能落到实处。只有通过向内看，发现真实的自我，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才能提升个人品德，使每个人身心健康，从而达到社会和谐。
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面与西方文化的长处相结合
其一， 抛弃传统文化的丑陋面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有不少阴暗、丑陋的东西，即柏杨先生称之为“酱缸文化”（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中国人与酱缸》）的东西。笔者认为，传统文化的最大陋习之一是价值取向单一，“唯读书做官论”的“官本位文化”至今害人不浅，所有的人生目标都围绕着升官发财，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正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功利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人人都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以为做了官、有了钱，就高人一等了。所以才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宋真宗赵恒·《劝学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明·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的说法。这种封建等级观的依然存在妨碍了以人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
有人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带来的弊端，此话不假，但儒家思想并不都是孔子的原本主张。孔子学说的重点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其两大支柱是君子之道与中庸之道。这一学说被统治阶级改造后，它的重心发生了挪移，从而使得整个架构发生了变化。笔者通读了数遍《论语》，丝毫没有找到孔子认为做了官就比别人高一等的言论，也没有发现孔子瞧不起劳动人民的证据。相反，读到的是他体察人民疾苦、为规劝统治者施行“仁政”而奔走呼号的身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要做官，做了官才有权力为人民解除痛苦，才能实现自己社会实践的理想，这与后人奉行的“官本位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系都需要等级，但等级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人格是平等的，而且从来都是平等的。
道家就更没有“唯读书做官论”及等级观了。在老子那里，任何事物都是平等的、相对的、变化的，只有随顺“道”才是唯一的真理。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自己的使命，完成了使命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并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分别。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创立之初并没有这些弊病，只是在传承过程中被后人改造、利用、误解、讹传，这就需要我们抛弃这些丑陋面，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的。
其二，学习西方文化的理性与严谨
西方文化展现的是一种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的语言文字、文学、科学及行为模式等方面显现出来。东方文化讲究圆融，奉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庄子·天道》），追求的是一种模糊的审美意境；西方文化讲求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整体上呈现出严谨的务实风格。德意志文化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所以才会有“世界上大部分的哲学书是用德语写的”这一说法。西方人除了老子的《道德经》，不承认中国有严格意义的哲学。更有甚者，有西方学者说，凡是不能用数学精确表达的结论都是不可信的。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从中我们却可对西方思维模式的精准严密略见一斑。
精确与模糊并不存在对错高下之分，关键看何时、何地、对谁用，怎么用。我们在道德教育领域习惯模糊思维，需要适当引入西方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以《小学生守则》为例，美国没有全州乃至全国统一的规定，都是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各自的学生守则。从具体程度上看，它极其细致。例如，克里特小学（Collett Elementary School）的学生守则由“着装规则”、“校园行为”、“问题解决技巧”、“不良行为的后果”、“操场行为秩序”、“骑自行车的规范”、“坐校车的规范”、“午休行为规范”、“集合行为规范”等9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又有若干条具体要求。譬如，在“骑自行车的规范”中，就有9条要求，包括“只有4-5年级的学生，与学校签订了骑自行车的协约后，才可骑车上学”、“所有的自行车必须锁在停车处”、“在校园内必须推行”，等等。反观我国的《小学生守则》，立意虽好却空洞无物，让孩子无从下手；《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虽具体不少，但离可操作性强还是有不小差距，而且通篇都是否定句居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到底应该怎么做还是没有说清楚。我国的《小学生守则》第一条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而美国各校的守则通篇找不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字眼，读到的都是具体的话怎么说、具体的事怎么做，但具体规范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对美利坚的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基本情感，但抽象的原则无法操作实施，需落实到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珍惜、每一位人民的爱护上。只有这样，才能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落到实处，变成真正可以遵照执行的行为准则。公民道德教育道理亦如是。
四、坚持奖赏多于惩罚的原则
现代心理学认为，个体为什么能学会某种行为，或者避免另一种行为？原因是行为后的奖赏与惩罚作为强化物，使某种行为固定下来并反复出现。奖赏是正强化物，惩罚是负强化物，相应地，其过程是正强化过程与负强化过程。有实验表明，个体的某种行为能得到相应奖赏，他就会重复这种行为；某一行为获得的奖赏越多，重复行为的频率就越高。也就是说，正强化的效果优于负强化。如果教育者要提高大众的道德素质，就必须坚持奖赏多于惩罚的原则。对良好的行为要给予奖赏，最好是精神鼓励而非物质的，针对行为而非针对人。而且，频率要适中，形式要多变，否则，个体或群体重复获得相同奖赏次数越多，则该奖赏对个体的价值越小。总之，关键是要形成崇尚高尚道德而轻物质利益的社会正气。
☆我是仝鸣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我在济南
☆我擅长以下领域
恋爱婚姻、情绪压力、自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