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又被道学称为三玄之一，甚至被“后世之士”赞誉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些表明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质。易学由此产生并形成易学史，《周易》成为历代治中国学术者必读之书，易学也成为必治之学。易学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形式。然而，历二千余年的中国思想史进路表明，《周易》虽然是“源头活水”，却统续无宗，因为后世的易学家对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之解释，难能达到使《周易》的思想体系“一以贯之”。《周易》何以为《周易》？《周易》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周易》承诺了怎样的学术价值？其为什么在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进路中展现出独特的易学问题形式？这些是自《周易》成书之后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成为现代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文化史表明，自从孔子对《周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后，《周易》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本极为奇特的书。自汉儒学独尊开始，因孔子对儒学的开创之功，又因其有“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之举，所以，《周易》成为儒学的群经之首。
关于易学的研究状况，《四库总目》以“《易》说愈繁”所作的概括实质上表明的就是《易》为“源头活水”却统续无宗的这样一种情势。对易学在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流派，《四库总目》概括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显然，“两派六宗”与“《易》说愈繁”表明了易学纷杂无章的学理状态。由此可见《易》学思想的统续无宗，其结果必然是《易》学洋洋大观却又令人遗憾。
易学史表明，在对《周易》性质的判定上，最能表明上述问题的实质。而把《周易》判释为卜筮性，是问题中的问题。关于对《周易》卜筮性的判释，两汉的象数学派已无需赘言，而唐宋之后的义理学派虽然以《易》理而“发挥”之，却没有在基本意义上推定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周易》“一以贯之”其理论体系，因此也不得不承认《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易学，梁启超有一个基本的概括，他说：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静。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之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娇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