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冬青、赵奕博:推行“四年制高中”,取消中考,从“ 唯分数排序”走向“ 达标入学”

来源 | 《教育家》2025年9月第2期,原标题《学制改革应向多元、弹性的方向纵深发展》

作者 | 徐冬青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奕博 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5年是我国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的关键之年,学制改革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环节,正在多层次推进:基础教育阶段,各地正探索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建立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优化中小学布局,推动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高等教育阶段则着力优化布局结构,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并深化分类改革,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此次改革直指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旨在通过夯实国民素质战略基点、打造战略引领力量,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随着智能社会加速到来、人口下降带来波动性挑战,以及国家对创新型与复合型人才的强烈需求,现行的从学前至博士长达25年的学制框架已面临新的调整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以更加符合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方式进行学制优化。未来的学制改革应坚持多元、弹性的基本取向:“ 多元”即打破单一模式、主辅结合,满足不同地区、群体的多样化选择;“ 弹性”即强化制度调节功能,应对人口与就业形势的变化。同时,要拓展课程、学段和升学通道,注重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过渡,突出个性化发展,做到因材施教,真正实现“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多元:基础教育领域

探索“稳定中的多样可能”

我国从学前至博士阶段长达25年的学制框架,通过主学制与辅助学制相结合,已初步实现制度多元化。目前,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实行的“六三”与“五四”两种模式,在统一性与差异性之间实现了平衡,既保障了制度公平,也为上海、山东等省市的探索性实践提供了空间,体现了国家制度框架下的地方自主与创新。然而,高中阶段的培养模式仍显得单一,不仅难以契合《纲要》中对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和综合化的改革要求,也不利于与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多类型发展的高等教育衔接。长期以来,“普职分流”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人为僵化”的问题,未来更应倡导“ 自然分材、多向分流”,以顺应教育公平与多元发展的趋势。

笔者认为,在保持学制整体稳定性的基础上,以“ 四年制高中”作为学制改革突破口,逐步将高中阶段的长学制与短学制相结合,是克服长期以来高中教育“ 单一三年制”中,学习节奏过于紧张、个性化培养空间受限等问题的解法之一。

新增一年高中学习生活或许可有效突破上述局限:其一,四年制高中更有可能与大学建立学分互认机制和预科课程,减少从“ 应试型学习”到“ 研究型学习”的断层;其二,延长学制为跨学科教育、艺术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等开辟空间,能促进学校特色化与学生个性化发展;其三,有助于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高中在国际教育交流中的竞争力;其四,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提供更长的探索和科研准备期,减少“ 唯分数论”的弊端。可见,四年制高中既是改革切入口,也是推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战略性创新。

若推行四年制高中将带动整体学制的调整,可能形成与现行“6—3—3”并行的“4—4—4”模式,为地方探索4年、5年、6年等多样化学制提供空间,增强制度弹性。长短学制结合亦是方向。例如,小学可试行“四年制”加1至2年学前教育衔接,并将幼儿园大班纳入贯通体系。小学学制缩短还可为初高中释放空间,使整体学制更为灵动。

弹性:高等教育领域中

探索“固定中的灵活就学”

在当前升学关口密集、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初中生须经中考才能升入高中,高中生须通过高考才能进入大学,而部分高校却出现招生不足的情况,割裂情况明显。笔者认为,应坚持固定学制与弹性学制并行,实现灵活升学,打破“ 毕业—就业”的刚性界限,构建学习、就业与终身教育的协调格局。

一是建立自由进出机制。允许部分学生提前完成学业,也允许部分学生延长学习周期。通过学分银行等制度实现学分累计与终身伴随,让学生根据自身发展自主进退,达到标准即可获学位。二是实行低端松绑。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分数排序,而以“ 达标入学”取代“ 分数入学”。通过推行大学先修课程与课程导向的定向分流,可逐步实现从“ 考试分流”向“ 课程分流”的转型。三是推动学业与就业一体化。应突破“ 学历社会”的桎梏,将“ 学习与就业有机结合”的理念贯穿教育全过程,使高等院校成为个体职业生涯的“ 加油站”,为学习者提供灵活的再教育与进修机会。四是推动高等教育分层实施。高职专科、应用型本科及专业型硕士阶段应率先实现开放入学与自由进出,建立弹性学制,提升课程、管理和平台的灵活性。研究型本科与博士阶段,尤其是“985工程”“211工程”和“ 双一流”高校,则应保持固定学制,实施严格质量把关,以确保人才培养的学术水准与国际竞争力。

突破评价瓶颈中

“达标入学中的选拔排序”

长期以来,中考被视为学生学业生涯中的一道“ 分水岭”,中考结果被过度放大,加剧了学生过早分流、学校分层加剧、家庭教育焦虑等诸多矛盾。笔者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应当从“ 唯分数排序”走向“ 达标入学”,推动评价体系的多元转型,同时将加强学段衔接与课程贯通等,构建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平稳过渡的育人机制,使学生在整个学制的调整中实现适性发展。

首先,取消中考并非放弃学业评价,而是实行水平性考试。学生只需达到标准即可进入高中,而不再依据分数高低进行严苛分流。在此基础上,可建立多通道升学机制:普通高中、长学制中学、大学预科、职业高中等多类型学校并存,学生可根据兴趣与发展方向选择路径。如此一来,既能缓解“ 唯分数论”引发的社会焦虑,也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使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学生都能获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这有助于我国学制改革进入综合素质时代,也有助于教育评价体系实现从“ 单一分数”到“ 多元标准”的历史性转型。

其次,职业教育必须与普通教育平行发展,避免职业教育成为学生发展的“ 死胡同”。同时,本科与硕士阶段也须引入更具弹性的学制,如学分累计制、学分银行与自由进出制度,使学生能够在不同学段之间灵活切换。这样一来,不仅能拓展职业教育的纵向通道,也能为多类型人才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推动终身学习真正落地。

最后,大学预科建设具有战略意义。作为高中与大学的桥梁,它能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缓冲与过渡,许多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在学习方式、学术要求及学习思维上存在诸多不适应的情况,而预科课程可以通过论文写作、跨学科研究、学术英语交流等训练,缩小衔接落差;二是国际对接,预科课程可参照A-Level( 英国高中课程)、IB( 国际文凭课程)、AP( 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等国际课程体系,既便利了有意愿的中国学生赴海外升学,也能吸引海外学生来华求学,还能够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合作提供支撑;三是课程分材,大学预科强调“ 课程自然分材”,即学生根据兴趣与潜能选择方向,而非单纯凭分数划分层次,由此形成真正的分类教育格局。可以说,如果四年制高中是学制的“ 横向延伸”,那么大学预科就是“ 纵向衔接”。二者共同构成高中与大学之间的弹性化学段,展现学制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此外,学制改革必须正视人口下降的现实。近年来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带来入学人数减少、班额不均、部分地区幼儿园和小学合并乃至关停等诸多问题。可以适当考虑以“ 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大学预科”构建连续体系,推动教育从“ 量”向“ 质”的转型,使危机转化为优化的契机。

学制改革是一个理念更新、制度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过程。未来的学制不应是只有一条道路的狭窄通道,而应是一张多元开放的教育网络。其目标是建构更加公平、灵活、适切的教育体系,让每个学生在适合的路径中成长,并汇聚成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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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教育家》2025年9月第2期,原标题《学制改革应向多元、弹性的方向纵深发展》

作者 | 徐冬青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奕博 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统筹 | 周彩丽

校对 | 高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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