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怀二胎，老公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几个一起遛娃的爸爸，让他颇为满足的是，“他们都很羡慕”。可妈妈们的反应却是另一种。她们向我确认了消息之后，眼里满是吃惊，仿佛在看一个“孤勇者”。
一胎经历的痛苦，如今还历历在目。六年前，许多北京三甲医院也没有无痛分娩，我从北京的三甲医院辗转回了老家医院生娃，想的就是老家医院有熟人，还承诺了一定能上无痛。可实际上，我发动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待产室里只有一个护士，也去产房帮忙了。我一个人躺在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上，孤独地感受这世间最痛的阵痛。等护士们终于注意到我的时候，孩子头已经出来了。
这种痛苦经历过之后，人仿佛涅槃了一般，此后对任何的肉体疼痛都没有感到过恐惧。比起这种极致的疼痛，漫漫育儿路上，哺乳、夜醒，一切生育之苦，此后便云淡风轻了。为什么还愿意再来一次？官方理由是，为了给女儿一个亲人，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将“创造生命的美好”说出口。
可是真相就是这样。我女儿四岁之前，生娃这件事没有任何乐趣。最近这两年，她真成了一个开心果，总会蹦出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句子。也是在这样的瞬间，我体会到了一个新生命带来的惊喜。
有一次我出差，她和我视频的时候，脸上滚着豆大的眼泪珠子，突然蹦出一句，“妈妈，你离开了我，就像珍珠离开了贝壳”。如今她六岁，这样让我心生欢喜的时刻越发频繁，以至于萌发了再来一个的冲动。
这次坚持选择在北京生娃，可我又发现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北京的生育医疗待遇远不如医保，可以说“生娃不如生病”。平时哪怕感冒发烧，甚至颈椎做个推拿，门诊都能报销大部分。可怀孕以后，产检报销额度上限只有3000 元。这些钱根本无法覆盖支出，仅仅建档当天，我就一口气付了两千多元检查费。如今孕期过半，陆陆续续花了近万元。据说我这样超过35 岁的高龄产妇，产检费用轻松过两万元。
生育险待遇和医保待遇的倒挂，导致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北京居民医保产检报销费用会高于职工医保。生育保险的产检报销上限是3000 元，可是走医保，报销费用会远远高于3000 元。但在北京，在职职工有生育保险，产检就只能适用生育险，不能用医疗保险，反而是没有生育保险的城乡居民，可以通过医疗保险来报销产检费用。
如果早一点搞清楚各地“医保待遇”的差异，我大概不会选择在北京生孩子。2019年，国家将生育保险与职工医保合并征收。合并之后，各地陆续启动改革，一些地方干脆把产前检查直接纳入医保门诊统筹，广州和深圳就是代表。
早在2025年7月，广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职工医保参保人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分娩等费用，由医保基金全额支付。
即便是医保不能直接覆盖的项目，比如“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这是筛查唐氏综合征的主要手段，几乎大多数孕妇都会自费去做——差异也同样明显。在北京，这项检查的价格在两千元以上；而2025年，广东省医保局统一将其价格调整为每次560元，符合补贴和报销条件的孕妇，甚至可以实现“零自付”。
从结果看，在广州、深圳，生一个孩子，产前检查和分娩费用基本已经可以做到“几乎不用花钱”。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至今仍坚持产检主要走生育险，而不纳入医保统筹。上海的产前检查报销上限为4500元，北京只有3000元，产检中的大头项目，仍然需要孕妇自行承担。
2025年12月31日，在国家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章轲表态，要“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也许正是为了落实这一承诺，2026 年1 月初，北京市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将生育险报销的产前检查费用，由3000元提高至3000元（含）以内报销100%，3000元以上报销30%，基金最多支付1万元。如果花费多的话，能比过去多报7000 元。
起初，我还沾沾自喜，觉得二宝赶上了好时候。很快，我却发现自己竟然成了“被排除在外的人”。我在一个孕妇群里，有人打电话咨询了区医保局，得到的答复是：新政的受益人群，限定为“末次月经在2026年1月1日及之后”的孕妇。随后，又有人晒出了区医保局的纸质通知，上面写得很清楚——
“妊娠开始时间（末次月经时间）为2026年1月1日及以后的产前检查费用，执行新标准；妊娠开始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前的，仍按原支付标准报销。”也就是说，北京决定提高生育险待遇，但之前已经怀孕的孕妇，不能享受。
群里有人提议去投诉，但响应者寥寥。直到1月13日，一条新闻突然冲上热搜——《北京市退休人员可报销产前检查费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因为出现异常宫缩，正躺在医院病床上住院保胎。那一刻，一股血流噌地一下飙上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想的是“不行，我也一定要打电话投诉！”
大家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以“末次月经”作为政策的时间界限？群里有人抱怨：“‘末次月经’这几个字，我平时都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真不知道制定政策的人，怎么好意思把这几个字写进正式文件。”
在医院产检时，医生几乎都会问一句：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这个日期，完全靠孕妇回忆说个大概。这个时间，本来就极不精确。像我，经常记不清楚，有时干脆随口报一个大概的日子。
按照生物学原理，受精通常发生在排卵后的12到24小时，而受精卵真正完成着床，在排卵后6到7天。严格意义上，妊娠开始，应当从“受精卵成功着床”算起。但问题在于：排卵日的个体差异极大，精子在体内还能存活3到5天，受精卵的着床时间，几乎无法被准确推算。
无奈之下，医院为了统一标准，不得已才以孕妇记忆的最后一次来月经的第一天作为妊娠的开始日。可如今，它却被直接拿来作为政府文件的实施边界，用来决定谁能享受新政、谁只能被排除在外，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当时，病房里有两个刚刚出生的宝宝正睡得香甜，我实在不忍心打扰他们。也顾不上医嘱说要尽量平躺，我起身走到医院的走廊里，第一次拨通了12345。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再次确认：新政的执行时间，确实是以“末次月经”作为界限。我当场提出了投诉。
没想到，过了两三个小时，一位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就给我回了电话。从声音判断，是一位温柔的男士，语气里带着一丝歉意。他先向我解释，他们只是区医保局，负责执行政策，真正制定政策的是市医保局。
他说，“市里面在公布政策的同时，也给我们下达了解释口径。目前来说，市医保局认定什么叫从 2026 年1月1日实行，就是2026 年 1 月 1 日以后妊娠开始的才能享受新的政策”。
我捋了捋思路，向他提出了三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政策的初衷是鼓励生育、减轻生育负担。可现实中，退休人员有生育需求的毕竟只是少数，而已经怀孕的女性，才是真正的“刚需人群”。为什么新政不优先覆盖这些最迫切需要的人？
第二个疑问是：女职工必须缴纳生育保险，才能享受相关报销；而退休人员不再缴纳生育险，却可以享受产前检查费用报销？
第三个疑问是：在这样一份严肃的政府文件中，以“末次月经”作为政策实施的时间界限，是否足够严谨？无论从生物医学理论，还是从临床实践来看，“末次月经”本身只是一个模糊区间，妊娠开始的时间，不可能精确到某一天。可在政策文件中，妊娠时间却被要求精确到“2026年1月1日”这一条红线，这样的划分方式，究竟是否科学？
归根结底，政策导向是鼓励生育。那么在解释和执行政策时，是否更应该以“为更多育龄女性减轻负担”为出发点，而不是反过来，把最需要支持的人排除在外？
这位温柔的男士先回答了我的第一个疑问。他说：“您放心，退休人员虽然不交生育保险，但她们报销的时候，不花咱们职工生育险的钱，花的是医疗保险里的钱，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可这番解释，反而让我更加困惑。因为在北京，孕妇的产前检查，根本不能走医保报销——哪怕是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也不能用于产检。“那为什么她们可以花医保的钱，我们这些正在怀孕的人，却不能花医保的钱？”我忍不住追问。
对于这些疑问，他先安慰我说：“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到目前为止，就我们区这边，通过12345反映这件事的，您应该不是第六个，就是第七个了。您不是一个人在反映这个问题。这些意见我们都会如实向上级部门转达，如果将来有了新的解释口径，我们就会按照新的口径执行。”
大约三天后，我又接到了他的回电。这一次，他的说法变了，语气间多了一些底气。他说：“我再跟您做一个新的解释。如果说您目前还在孕期，需要产检的话，咱们这个产前检查的报销，最高可以报到一万块钱。”
我立刻追问：“这是政策改了吗？”而他试图抹去此前解释的痕迹，“政策一直都没变，就是给您报一万，仍旧是一万”。尽管北京正在补课，可最终结果是我还是需要承担产检的大部分费用。
当然，产检报销多少并不足以成为是否生娃的决定因素，但人们确实正在用脚投票。广东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第一生育大省，并连续5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突破百万的省份。对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在全国一直靠后。如果可以再选一次，我想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让孩子出生在那些对“孤勇者”们更友好的地方。
一个多月前，国家医保局局长“2026年生娃‘基本不花钱’”的说法引起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局长说的是“力争全国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无自付’”。也就是说，不花钱的只是分娩这个环节，而生一个孩子，更费钱的是怀孕之后分娩之前的产前体检环节，对产检费用，局长的说法是“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保障水平”。看起来，北京医保局的新政策，是“合理提升”了产检的报销水平，但离公众的期待还很远。无论是生育保险还是医疗保险，都应该给生育者更多支持，更多托举，让生娃不再是“孤勇者”的选择。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董芊芊
责编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