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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说，考研不失为一条“暂时逃避困境”的出路，那至少可以缓上两三年再面对就业压力。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公报显示，研究生仍然在扩招，意味着机会更多了；但坏消息是：这条路的代价也在增长，别的不说，学费就肉眼可见地上涨。
就在最近，某C9大学宣布，2026年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收费标准上调至每人80000元/全程，而这一数字去年还只是48000元，此次一口气上调了67%。如果再加上就读期间的各种开支，没有十来万是读不下来的。
这并不是孤例。从各高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等公开的数据看，几乎所有专硕的学费都在上涨：2025年相较2024年的涨幅基本上20%起步，有的因为原本基数太低，涨幅更是惊人（如某东部211高校的翻译专硕学费从2023年的8000元/年上调至25000元/年）；有的似乎涨幅不多，但总额却令人看了心惊，如东华大学国际商务专硕的学费从15.8万攀升至21.8万，这已经远超一般工薪家庭的年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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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费上涨的大抵是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学硕）基本还是固守着每学年8000元的收费。这种分化也是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的一大变化：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学硕收费低，但名额在减少，一些高校的学硕专业甚至陆续停止招生；与此同时，注重实践能力和技能培养的专硕，却不断扩招，学费也水涨船高。
公平地说，这么做自有其道理：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毕竟是少数，也不该用学费把一些有志于学术的人才挡在门外；反过来，专硕本身就是为了让研究生教育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强调实用技能，而来读专硕的，与其说是为了学术上深造，倒不如说是为了技能知识更精进一层，随后也凭借这一学历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既然如此，那学费确实应该和学硕拉开点差距。
从院校的角度来说，也有足够的动力扩招专硕，毕竟显而易见的一点，学费上就能增加更多收入。
苏格兰有一项规定：本地学生就读于本地院校，一概免除学费，如果学生能证明某一专业是苏格兰院校里没有的，那么他前往英格兰读书，也会给予学费补助。这一政策的本意当然是好的，但对苏格兰的大学来说，来就读的苏格兰学子越多，自己的财政压力越大，因此它们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就大力招收国际生，并收取高昂的学费，其结果，有的专业甚至一个班上高达90%的学生都是国际生。
国内高校扩招专硕，背后只怕也有相似的动力。但这么一来，教育实际上就被理解为是一种个人的投资行为：学生花钱花精力，用上2-3年读个专硕，最终是期望接受了这一教育经历，凭借着那张文凭，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收入——但如果这一期望落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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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分配的年代早已过去，现在就看你如何理性考虑、自主决定了。如果你只想着读研逃避就业，在校园里多混两三年，那么到最后，所有的结果，只能由你自己承担。
因此，任何人在考研之前，最好自己想想清楚：你是不是有必要继续深造？花那么多钱和时间，是想获得怎么样的结果？
乍看起来，这道理似乎再明白不过，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从小就不习惯对教育投入做理性计算。
虽然很多中国家庭对生活开支惯于“量入为出”的精打细算，但对教育投入，普遍想法却是顶格投入——中国家长在表态支持孩子读书时，最常说的话就是：“只要孩子能读下去，家里砸锅卖铁也供！”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绝对的信念：读书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多大代价都是在所不惜的。
如果这只是表达一种决心，那当然没有错，但在现实中，普通家庭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想想看，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如果耗费数十万，几年后孩子毕业出来仍然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现实点说，还不如早点踏上社会，好歹自力更生养活自己，也给家里减轻一点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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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一直很昂贵。根据《私人生活史》卷四，19世纪的法国，连上中学都“始终是局限于上层阶级的一种特权产物”，大学就更贵了：1880年巴黎一名女仆的全年薪水是500法郎，但一名读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仅报名和参加入学考试就要1000法郎，学医则要3000法郎。时至今日，即便法国公立大学基本免费，但单单在巴黎生活，一个学生的生活开支就要耗费掉平均最低工资收入。
在中国也一样。早有人注意到，新式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费用远比旧式科举为高，而新式学堂又都集中在中心城市，学生的旅费、住宿费、生活开支都高。
汪一驹对1930年代的学费有一个测算：一个家庭有30亩地才能支持两个小孩上初小，有50亩地才能支持一个小孩上高小。所以教育学家舒新城当时就感叹：“学堂重地，无钱免入。”
至于留学就更不必说了，那是连小康家庭都难以支撑的。应星在《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一书中回顾中国现代教育初兴的那一时期，得出结论：“各级学堂间的地理布局既是文化资本的布局，也与经济资本的分布密切相关。”
现在的时代当然早已迥然有别了，但普通家庭培养一个孩子深造仍然不容易。这里的关键之处，还不在于投入的成本有多高，而在于回报有多高——以前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大致可以判定，高学历从长远来看回报肯定远高于低学历，然而现在，这一点从未如此不确定。
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下，“读完大学”几乎已经被默认是人生标配了，但再往上呢？读研、留学，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仍然堪称奢侈消费。然而，和一般消费要考虑性价比不同，对教育的投入，中国家长格外舍得花钱，而且常常是孤注一掷的。
如果把这看作一项投资，那其实是周期极长、不可控因素特别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也相当高的，这不但需要对各种信息的充分了解和理性考虑，尤其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人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自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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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弱者的选择永远都是很少的，常常还受限于信息的缺失和支持性资源的匮乏，何况，有时候你甚至根本没得选——如果不考研，你只有回乡种地一途，那你怎么办？只能咬咬牙再赌一把了。
在职业歧视普遍存在、工作机会的可获得性又很差时，仅仅归咎于当事人的“非理性”，实质上是让结构性困境由个体来承担，其结果，这最终只是让弱者自己咽下了苦水。
更重要的是，如果教育完全变成了一项可购买的服务，普通家庭的孩子掂量下来放弃“昂贵且不必要”的深造机会，这看似是“理性”了，但长远来看，也意味着家庭的财力将限制学生的选择权，到头来，寒门子弟就真的更难“知识改变命运”了。
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眼下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仅仅让个人承担选择后果，而应该让各方都参与进来一起探讨，否则，有一天或许全社会都要承受由此而来的代价。